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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內容:2010年在眾多專家還有媒體的眼中是收入分配年,可目前工資集體協商制試行卻還在躊躇不前。在筆者看來,難點有三:一是企業不肯談;二是職工不敢談;三是工會不會談。與資方協商工資,無異於與虎謀皮,不僅資方不肯談,一些權力部門也不肯談。 |
漫畫/ 唐春成
2010年在眾多專家還有媒體的眼中是收入分配年,可目前工資集體協商制試行卻還在躊躇不前。作為普通勞動者,他們的工資到底應該怎麼漲?(5月15日央視《新聞1+1》)
現在是市場經濟,工資調整當然要遵循市場規律。工資集體協商符合市場機制和議價機制,可目前的工資集體協商制為何躊躇不前?
在筆者看來,難點有三:一是企業不肯談;二是職工不敢談;三是工會不會談。
協商的前提是權利對等,只有在平等的基礎上對話纔叫協商。可現實當中,勞資雙方的權利並不對等,資方始終處於強勢地位。資方的強勢主要緣於權力對市場的乾預,比如說公權媚商,比如說官商勾結。有數據表明,我國工資水平佔GDP的比重連續22年呈下降趨勢。也就是說,在『GDP政績』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從工資中盤剝出來的。換句話說,是行政權力在為虎作倀,幫助資方克扣工人工資。所以,與資方協商工資,無異於與虎謀皮,不僅資方不肯談,一些權力部門也不肯談。
而相比之下,勞方則處於明顯的弱勢地位,特別是勞方個體更顯得身單力薄。職工不敢談,是因為談工資要冒很大的風險,看看每年因討薪而備受傷害的農民工,便知與老板談工資的代價有多麼大。更何況,目前的就業形勢又不容樂觀,就拿富士康『九連跳』事件來說,一方面,是年輕員工不堪重負被逼自殺;另一方面,富士康門外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求職者來爭崗位。試想,如此大的就業壓力,誰還敢談工資?
本來有一種角色可平抑勞資雙方的權利,那就是工會。人們常說,工會是職工的娘家,是職工體利益的代表,只有讓工會與資方對話,纔能實現真正意義的『集體協商』。遺憾的是,工會多年不姓『工』了,在很多企業,工會要麼形同虛設,要麼成為資方的附庸,試想,一個姓『資』的工會怎麼會替工人說話呢?更何況,工會本身的組織還很不健全。據說,偌大的一個富士康,現在專職的工會人員僅有15人,兼職的270人,這對於42萬人的大廠來說,顯然低於國家規定的每1000人配備1名工會乾部的標准。如此薄弱的工會求助系統,又怎麼能擔當起工資集體協商的重任?
可見,唯有破解上述難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纔能落實,纔能走得更遠。(大眾日報李繼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