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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網訊:由中共中央黨校報刊社主辦的理論網最近登載了訪談文章《新時期如何破解金融危機與轉型期疊加的結構性難題》,以下為全文內容:
在線嘉賓: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張茉楠
主持人:曹楠
主持人:今年全國兩會之前,胡錦濤、溫家寶、李克強三位中央領導連續三天在中央黨校省部級領導乾部『專題研討班』上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發表了重要講話,力度、規模都是前所未有的。胡主席更是使用了多達50個『加快』,可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與緊迫。相信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會成為中國今年發展的主旋律。可是,我們也知道,早在1995年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上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便已經提出,黨的十七大上也再次重申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什麼時隔15年我們依然再提同樣的議題呢?另外,目前我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遇到怎樣的瓶頸促使這個問題如此突出和緊迫呢?
張茉楠:2009年世界經濟在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機中『起死回生』,中國經濟更是創造增長奇跡,今年1季度經濟創下了11.9%的同比漲幅,已經超過我國GDP的潛在增長率。一年多來,中國經濟的韌性和應對大危機的宏觀調控能力逐步增強,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的協調配合下,依靠強勁的內需增長抵御了罕見的外部衝擊,較快地扭轉下滑局面,使經濟率先實現了遠超預期的V型復蘇,引領全球經濟走出陰霾。但是注重短期增長率,更要追求長期結構優化。今年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問題不是最突出的矛盾,中心任務是在發展方式轉變上邁出實質性的步伐,要在『反危機』的政策中加入更多『反失衡』的考量。
事實上,實現經濟增長的協調性和可持續性,必須保持經濟結構的合理性。多年來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不平衡、產業結構不合理、要素投入結構不合理、收入和利益分配結構失衡不僅使資源錯配,也是中國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低效益的『庫茲尼茨增長』的主因。從總體情況看,『十一五』期間凡涉及總量增長的預期指標都超額完成,涉及結構調整的許多指標則完成得很不理想,在反映結構進步的4個預期性指標中,除城市化率外,其他三個預期指標——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服務業就業比重、研究與實驗發展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都未達標。在需求結構方面,內需與外需、投資與消費的結構失衡狀況繼續發展,增長過度依賴投資的局面沒有改變,產能過剩狀況相當突出。在產業結構方面,工業部門產值比例長期居高不下,服務業產值增長很不理想。在環境污染治理方面,整體進展仍然較慢,局部有惡化現象,資源環境壓力不斷增大。這些足以說明,我們的經濟發展方式仍未走出原有軌道,當前要素投入、全球化、人口紅利所提供的長期增長動力都在衰減,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增長,以大量增加資源資金投入維持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已走到盡頭,因此必須把調結構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中之重,加快五個轉變,推進經濟轉型和結構昇級。
一是優化需求結構。擺脫過度依賴於外需的增長循環。立足於擴大國內需求,把經濟發展根植於國內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形成消費與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格局。
二是優化產業結構。以均衡化為目標優化多元產業結構。提高農業生產力水平,逐步實現農業由弱變強;促進工業結構優化昇級,實現工業由大變強;加速發展服務業,實現服務業由慢變快,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均衡帶動轉變。
三是優化要素投入結構。加速人力資本形成,提高技術進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對經濟增長的溢出作用,推動中國經濟由強調分工的粗放型的斯密增長向強調創新的熊彼特式的內涵增長轉變,並進而提昇我國在全球產業分工體系和利益格局中的地位,推進國際經濟格局由失衡向均衡、再平衡方向發展。
四是優化收入與利益分配結構。按照富民優先發展的基本思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重。調整政府支出結構,提高公共支出佔政府支出的比重。深化資源價格改革,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
五是積極調整能源結構。目前中國還未達到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但從當前形勢看高耗能產業的發展速度驚人。今年一季度,我國生產鋼材1.85億噸,增長28.6%;生產粗鋼1.58萬噸,增長24.5%;生產生鐵1.5萬噸,增長21.7%;生產水泥3.36億噸,增長20.3%。單位能耗是在上昇的,如果不采取特殊和強有力的措施,我們的環境狀況還會進一步惡化。不論從外部壓力還是內部需求來看,中國要改變『庫茲涅茲增長』方式,必須把提高能源效率,大力發展新興能源和清潔能源作為調整能源結構的突破口。
當前我國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面臨巨大壓力,但又在挑戰之中,也蘊藏著重大機遇。從歷史經驗看,每一次大的外部衝擊,都會演化為中國經濟邁上新臺階的促動力,中國如何能借助危機之時,下大力氣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盡管短期內可能影響發展的速度,但一定會獲得更大的內生發展動力和發展的質量。主持人: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我們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其他各領域的改革。』中國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確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經濟連續多年實現GDP的高增長,我們擺脫貧困、跨越溫飽,向全面小康社會邁進。可是另一方面,老百姓生活壓力越來越大,幸福指數越來越低,群體性事件,突發事件、對抗事件乃至非理性暴力事件增加,貧富差距懸殊,社會大眾甚至發出『改革停下來,我們要下車』的呼聲。我們應該怎樣認識這樣的局面呢?
張茉楠:您所說的我認為就是社會建設要為經濟發展『闖關』助力。經濟建設與社會建設並舉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應有之義。經濟發展方式是多維的目標體系,包括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和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強調社會主義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高度和諧。社會建設能夠為市場機制發揮最大作用創造更加完善的環境,引導資源由經濟領域向全社會領域配置,達到資源配置更加合理,資源效率更加提高,社會產品分配更加公平。
社會建設不僅僅是社會福利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我們常提到的勞動就業體制、收入分配體制、社會保障體制、教育體制、醫療衛生體制可能只是社會建設的某些方面。社會建設還包括社會管理體制建設、社會組織建設、社會結構建設、社會利益關系協調機制建設、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等非常豐富的內容。
舉例來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要建立合理的經濟布局、經濟結構還必須建立完善產權制度、公平的市場秩序、協調的要素市場與產品市場,同時建立與它們相適應的服務型政府、服務高效的社會組織、多方參與的公共服務機制。後者強調的就是社會建設。應該說,長期以來我國的社會建設明顯滯後於經濟建設,也出現了短板效應,甚至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桎梏。
為什麼社會建設會阻礙經濟建設?事實上,經濟建設決定著財富的增長,而社會建設決定著財富的分配。財富包括國家財富和國民財富,30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增長體現為國家財富的迅速積累,但是相比之下國民財富的增長速度卻遠遠小於國家財富的增長速度,財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也成為經濟結構失衡、內外需失衡以及經濟增長與就業增長失衡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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