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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內容:1930年,由徐志摩、梁實秋一乾人創辦的《新月》雜志二卷十號上,刊出胡適的一篇文章。此文雖然是以信函形式寫出,可最後卻沒有應有的客套語,只署『胡適』二字,落下年、月、日了之。 |
怎麼個『不簡單』,在胡適看去,這不是小事:『一班渾人專愛用幾個名詞來變把戲,來欺騙世人,這不是小事,故我忍不住要指出他們的荒謬。』大約是受到周谷城文章和編者附言的雙重批評,胡適運筆時失去了往日溫文的風度,不僅用詞激烈,連『一班渾人』都罵了出來。所針對者,似乎不限於周谷城及編者二人。
接下來指責周谷城:『周君壓根兒就不懂得什麼是封建制度和封建國家。他把「中央集權制度」認作封建國家,便是根本錯誤。請問:「由中央劃分行政區域,設為種種制度,位置許多地方官吏,地方官吏更一方面負責維持地方次序,另一方面吸收地方一部分經濟的利益,以維持中央之存在」。這是不是「中央集權制度」?這種國家叫做「封建國家」見於何書?出於哪一位學者之手筆?我想請先生或周君明白指出,開我茅塞。』行文至此,不僅周谷城,連編者也一並牽及質問起來。
再接下來,胡適也表明了自己對此問題的認識:『「封建的形式」誠然是至秦始皇時纔完全毀壞,但「封建的實質」在秦始皇以前早已崩壞了。七國時代的社會早已失掉封建社會的性質了。政權早已歸於各個國家,土地已是人民私產,人民除了奴婢之外已是自由人。國家實質早已崩壞了,故漢以後雖有「列爵封土」的形式,結果只是諸侯衣租食稅而已,終不能恢復古代的封建社會了。』
此文雖然是以信函形式寫出,可最後卻沒有應有的客套語,只署『胡適』二字,落下年、月、日了之。
胡適的信寄到《教育雜志》後,8月3日,周谷城寫出一信,對胡適指責的問題,異常簡要地做了回答。在引了胡適『周君壓根兒就不懂得什麼是封建制度和封建國家……』一節文字後,周谷城辯駁說:『我讀完這段,覺得先生不對。先生為《新月》作文章,引我的話,曾把完全的文句引出。這次對《教育雜志》的編者寫信,則把自己所曾引用的完全文句割開。先生在《新月》上引我的話,引到:……中央之存在,底下卻還有……凡此等等都可以代表「封建的」三字之一部分的精神。這次寫信,卻把這幾十個字完全割去。這我固不忍說是先生前後矛盾,但我卻不能不說先生是有意割裂他人文義,以完成自己的說話。現在且補出這幾十個字,以當答復。』
雖然論爭時態度顯得激烈,可周谷城在信的結尾,仍以『先生通人,全國景仰。「茅塞」雲雲,太客氣了。餘不暇及,此草,即祝暑祺。』這樣的客套話墊底。雖然『通人』、『全國景仰』雲雲,聽起來並不多麼誠懇。
通過胡、周兩位的論爭過程,我們可以有幾點生發。首先,胡適對於一類包含豐富意味名詞的運用,一直保持著他的特別敏感,所以能在幾個月後,發現周谷城前後兩篇文章詞語運用的不周詳、嚴密處,並寫文加以辨正。其次,在周谷城,面對胡適這樣全國赫赫有名的學者教授,並不顯得畏怯。在回應時,依然站在學理的立場上,盡量說明自己的旨意,並對胡適在邏輯運用上不夠嚴密之處,一並指出;在態度上,不卑不亢,似比胡適的行文運辭來得還要講究一些。在討論問題時,首先應當將其框囿在學理的范圍,以求得真知為指歸;論爭各方擺事實,說道理,不以『權威』、『著名』為當然正確。這些應有之意,在胡適與周谷城這次論爭中,表現得比較得當。所以筆者以為可以介紹出來,作為我們今天稀有的學術論爭一個參照。(楊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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