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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經過半年多的醞釀,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此次會議上,中央提出了穩疆興疆、富民固邊的新戰略。
近景目標已經描繪:到2015年新疆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城鄉居民收入和人均基本公共服務能力達到西部地區平均水平;到2020年新疆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兩個跨越式目標”。
旨在推進新疆跨越式發展和長治久安的政策也逐次推出,中央治疆新方略開始浮出水面。而胡錦濤對新疆主要矛盾的最新判斷,也被解讀爲爲修正民族、宗教政策執行環節的問題掃除障礙。
“高規格”動員
5月17日至19日的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在北京京西賓館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數到會,胡錦濤總書記、溫家寶總理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參加會議的《新疆日報》新聞部主任成立新稱,與會的中央和地方以及部隊有關負責人達350多人,足見國家部委、兄弟省區對新疆工作的支持。
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和政府也派出了60多人的龐大隊伍。會議期間,圍繞中央領導的重要講話和中央即將出臺的推進新疆發展的意見精神,分10組進行了一天半的小組討論。
如此高規格的座談會,此前只見於西藏。1980年,中央首次召開西藏工作座談會,此後,1984年、1994年、2001年和2009年中央又多次召開了西藏工作座談會。
國家民委一位官員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採訪時稱,兩個自治區的座談會題目都一樣,都堅持以經濟建設爲中心,但在具體要求上各有不同側重點。“新疆只要有政策,政策對頭,思路清晰,大家去努力就肯定能建設好。而西藏則要緩慢一些,因爲社會發展程度等方面有很大限制。”
會議之後,新華社報道透露了包括資源稅費改革、減免企業所得稅、增加全社會固定資產、增加建設用地規模投資規模等多項高含金量的優惠政策。
觀察家認爲,比一系列具體政策更重要的是,中央旨在通過高規格會議來吸引各方面注意力,將新疆快速引入一個經濟與民生事業高速發展的時期。
據《中國新聞週刊》記者瞭解,爲了在宣傳上“造勢”,從5月5日至18日,新疆組織全疆14個地州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等所屬專業文藝團體,在烏魯木齊舉行了51場專門迎接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的文藝演出。
“跨越式發展”思考
去年下半年以來,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分別考察新疆。11月,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籌備工作領導小組組織中央和國家機關64個部門的500多名幹部,先後深入新疆各地進行調研,調研組成員幾乎囊括國家所有部委和相關單位,其中副部級以上領導幹部就有幾十位,涉及部門如此之多、人數如此之衆的調研隊伍在新疆歷史上前所未有。
半年之後的新疆工作座談會爲新疆經濟社會實現“跨越式”發展定調,目標到2015年使新疆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到2020年基本消除絕對貧困。外界分析,中央對疆工作的下一輪思路是借比內地更快的經濟“跨越”速度來解決疆內社會和民生等長期存在的矛盾問題。“新疆跨越式發展進程中,要把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作爲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只有把民生問題解決好,才能更好地凝聚民心、民智、民力,爲新疆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持久動力。”《人民日報》社論如此說。
中央此次集中針對民生和區域經濟發展問題下猛藥,高調推出中東部19省區對口援疆,建立疆內經濟特區,加大對新疆的固定資產投資,並率先在新疆率先進行資源稅費改革。一方面實現對新疆經濟的“輸血式”援助,另一方面刺激新疆本地的“造血功能”,兩條路徑,雙管齊下,目標是在5到10年的短時期內,讓“落後”多年的新疆也能感到錢包和周邊地區一樣“鼓”的興奮。
加快對疆“輸血”的信號從3月29日至30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對口支援新疆工作會議上便已明晰。援疆是當前最直接的方式,旨在加強內地各省區與新疆的經濟聯繫,同時引導更多東部資金輸入新疆。
會議確定北京、天津、上海、廣東、遼寧、深圳等19個省市承擔對口支援新疆的任務,通過“結對支援”方案,由19個省市分別結對援助新疆12個地(州)市的82個縣(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12個師。目前,各省市已同“結對”的疆內地區細化對口支援的規劃和具體項目,結合當地實際開展以改善民生爲重點的新一輪全面援疆工作。外界分析,由中央部署的對口支援項目,將協助新疆建立人才、技術、管理、資金等全方位的有效機制,優先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幫助各族羣衆解決就業、教育、住房等基本民生問題,並着力支持新疆特色優勢產業發展。
另外,從座談會上透露出的信息來看,國務院還爲新疆打開諸多盞“綠燈”,提高新疆的自我造血能力。
首先,率先進行資源稅費改革,將原油、天然氣資源稅由從量計徵改爲從價計徵,有利於實現地方財政的增收。其次,對新疆困難地區符合條件的企業給予企業所得稅“兩免三減半”優惠,則在企業負擔更多資源稅成本的情況下,爲中小企業進入新疆提供優惠配套措施。而投資繼續向新疆自治區和建設兵團傾斜,則是繼續對建設兵團這一歷史使命仍未完成的集體的扶植。
今年兩會上關於設立新疆喀什經濟特區的提案如今已成現實。部分官員和學者均提出,把進一步擴大新疆喀什向西開放納入國家沿邊開放的整體戰略之中,以大開放促進喀什經濟社會的大發展。
相比之下,“十二五”期間新疆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將比“十一五”期間翻番,鼓勵各類銀行機構在偏遠地區設立服務網點,鼓勵股份制商業銀行和外資銀行到新疆設立分支機構,適當增加建設用地規模和新增建設用地佔用未利用地指標,適當放寬在新疆具備資源優勢、在本地區和周邊地區有市場需求行業的准入限制,以及對新疆本地油氣資源將產生重大影響的放寬天然氣利用政策和增加當地利用天然氣規模等政策,均旨在改善新疆的投資環境,刺激經濟,改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和消費水平。
然而,有學者提醒,作爲一個複雜的區域性難題,新疆此前的困境由多種原因造成,既有政治、經濟政策層面,也有社會階層和羣體意識的層面。一味強調經濟發展速度,一旦政策失衡,則有可能加深一些現有矛盾。
暨南大學教授姚新勇認爲,在新疆“跨越式發展”的熱議中,地區經濟發展提高當地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可能被高估。
“一方面經濟發展本身,並不能自然帶來社會的公平、公正,所以即便在衆多省區的大力協助和中央強有力的支持下,新疆未來經濟將有大發展,但我們也不敢保證,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效益,可以較爲公平、公正地被各階層、各族羣的人民分享,族羣和諧、社會安定也就很難保證。”
還有學者提醒要重視經濟發展、GDP增長對自然和人文生態的潛在破壞力。
新疆雖佔中國國土六分之一,但廣袤的地貌暴露在外,自然生態向來脆弱。目前適合人類生存的綠洲,也不過佔新疆總面積的5%。
“此前新疆的農村居民對荒漠中珍稀植物的過度開採已經破壞了本來就不堪一擊的生態系統。”新疆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所長李樹輝表示。
新疆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王寧也提醒,目前新疆的萬元GDP能耗仍在全國範圍內高企。如何在新一輪對放寬天然氣利用的過程中,實現低碳和信息化循環經濟的發展,真正跨越粗放型經濟模式,是中央和新疆都要認真對待的問題。
專家還提示,經濟活動的頻繁將可能改變新疆地區羣族的佈局。面對着一個不僅有維吾爾族和漢族,還有大量回族、蒙古族、哈薩克族等民族在內的區域,如何讓現代化發展本身不對任何民族的文化、意識造成衝擊和破壞,不造成被衝擊人羣、族羣的身體和心理的雙重失落,是避免區域進一步發生社會衝突的重要事項。
新疆問題再認識
胡錦濤總書記在新疆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提出,“新疆同全國一樣,社會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同時,新疆還存在着分裂勢力分裂祖國的活動。”
“既然對新疆主要矛盾的判斷迴歸到正確軌道,無疑是一次對新疆問題的再認識。”新疆自治區政法委政治處原處長馬效智說。
接受《中國新聞週刊》記者採訪時,馬效智認爲,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是黨的八大首次提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歷次黨代表大會一再重申的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日新月異的變化,正是源於我們黨對國內社會主要矛盾的準確判斷。”
而新疆從和平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沒有人明確提出新疆的社會主要矛盾與全國其他地方有什麼不同。上世紀60年代,毛澤東曾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險是蘇聯現代修正主義”。儘管“主要危險”和“主要矛盾”並非同一概念,但畢竟內涵有重合部分,這一提法被部分人解讀爲新疆的主要矛盾與內地省份的差別。
到上世紀90年代末,新疆的分裂勢力破壞活動擡頭,製造多起暴力恐怖事件。結合新疆實際情況,1996年,中央作出了“當前影響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是民族分裂主義和非法宗教活動”的論斷。
“7·5”事件後,通過大規模的實際調查和反覆論證,中央確立了治理新疆的新思路、新模式,包括提出對新疆社會主要矛盾的重新判斷。既然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就必須促進新疆全方位“跨越式發展”,既然存在分裂活動,就必須在重視發展的同時,高度關注長治久安問題。
在馬效智看來,中央此番對新疆主要矛盾的表述中已沒有此前的“非法宗教活動”和“民族分裂”等字眼,這或將爲以後修正政策執行環節的問題掃清道路。
出身軍營,又長期在政法系統工作的馬效智對接下來的新疆穩定工作同樣有着自己的解讀。“不提兩個危險,絕非是反分裂鬥爭的減弱。”馬效智說,跡象表明,中央對新疆反分裂鬥爭恰恰是悄然加強。
5月22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公安局特警成立“飛虎突擊隊”。作爲城市反恐和打擊“三股勢力”的專業隊伍,烏市公安局爲其配備了突擊車、裝甲車、攀登車等精良的作戰裝備。
“反恐需要調動專業力量。”馬效智說,過去的全民動員反恐,在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公衆的不安全感,而新的反恐鬥爭以低調宣傳,精狠打擊爲主。
上述國家民委的官員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述了類似觀點“‘7·5’事件後,中央領導指出應該吸取教訓,痛定思痛,舉一反三。有人指責治疆過於嚴厲,其實這是中央的一貫方針,就是對於分裂勢力露頭就打,一定不要讓他們搞成氣候。”
該官員透露,在堅決打擊分裂活動的同時,中央還提出進一步促進民族團結和諧。“3·14”事件、“7·5”事件都發生在城市,該官員據此建議,需要加強法制建設,特別是要抓緊對《清真食品管理辦法》和《城市民族工作條例》的修訂,爲城市民族工作提供法律依據。
此外,還應着重解決城市少數民族流動人口的一些現實困難,在勞動就業、住房保障、職業培訓、子女入學、老齡服務、法律援助、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給予切實幫助,引導其積極融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