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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英)約翰·裡德著,郝笑叢譯,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1月版,69.00元。
『城市是人類文明的典型產物,在這裡展現了人類所有的成就和失敗』,身兼作家與攝影記者二職的約翰·裡德在《城市》第一章開頭的這句話,清楚無誤地說明了他為什麼要在這本書裡以『生態學的視角』去展示那些在世界歷史上具有特殊意義的樣本城市:它們的出現、生長、維持、發展抑或凋敝,它們在物質上與文化上的體現———建築與城市社會生活,都體現了人類文明遺產的傳承。
裡德是英國皇家人類學研究院和皇家地理科學院的雙料成員,這本書在描述城市中的人類社會生活與物質生活方面著墨也較為全面。裡德在書中注重『發掘平民百姓的故事及他們的日常生活』這樣另一種講述歷史的方式,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他津津有味而不厭其煩地為我們講述城市的食物、用水、衛生、健康、城防、市場、與周邊鄉村的共生關系、貿易網絡與外來移民。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麼與奧斯曼男爵為巴黎規劃出的條條林蔭大道相比,裡德更願意帶著我們去參觀男爵主持建設的巴黎下水道系統以及被經處理後的污水澆灌出的熱納維利埃的大片高產菜園,因為他認為這纔是『19世紀歐洲大城市最重要的工程成就』。
一般的看法是,由於農業社會的生產活動逐步加強,物產豐富並有了剩餘,使得手工業者和其他有特殊技能的人從農業勞動中解放出來,初級的城市隨之建立起來。但裡德提醒我們,人類各個彼此獨立的文明形態的強有力的證據表明,城市的起源實際上早於農業活動的發達時期,並還對農業的強盛起了促進作用:正是因為城市的建立,纔刺激了農業的過剩生產;正是手工業者、商人、管理者和農夫一起組成了平等的部落,同時在符號、信仰、慶典等觀念方面和住房、工房、倉庫、公共建築等物質方面奠定了基礎,纔使得定期耕作、產生盈餘的集中農業出現。
作為人類活動中心的城市,其重要作用之一便是將大量人口從尋找食物和陋居的重擔中解放出來,即從土地上解放出來,將被束縛了幾萬年的人類靈性釋放出來,為個體提供食物、安全和文化環境,讓個體自由地去發展自己的潛能。用我們現在熟悉的『城市化水平』指標來衡量,古人的生活可以說讓我們瞠目結舌:最早的城市出現在兩河流域的美索不達米亞地區,其居住者蘇美爾人在四千年前就有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在城市裡,有著『空中花園』奇跡的巴比倫城在兩千五百年前就是世界最大都市。對古代蘇美爾人來說,城市作為『世界中心』的地位是如此重要與不可置疑,以至於在他們的信仰裡,伊甸園並不是一個花園,而是一座城市。
『獲得充足與可靠的食物供給是所有城市的頭等大事』。即使在世界最早的城市型定居地———如秘魯的卡拉爾以及土耳其的加泰土丘,它們的定居者們都既灌溉培植農作物,又繼續捕獵采集自然的食物來源。而對古代城市來說,為了在各種難以預料的氣候和運輸情況下保證食物供應,戰爭與掠奪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但這同時也促進了農業技術、交通運輸和政治管理水平的極大提高。地中海產生了大量帝國並維持其存在。古代雅典和古代羅馬在其各自的巔峰時期,都是依靠從國外用船運進至關重要的資源。『沒有非洲的糧食產地,羅馬就不能存活』,於是它於公元前146年征服了迦太基,公元前30年征服了埃及。在裡德的筆下,商船隊運載著各種貨物往來於地中海各港口之間,維持著羅馬帝國的供應,駁船再將擺放在臺伯河口碼頭上的貨物擺渡到羅馬的城市碼頭。隨著整個帝國的衰落和東西羅馬的分裂,保持了數世紀的糧食供應規則土崩瓦解,羅馬城也逐漸失去了往日的光輝。
傳染病在中世紀的城市裡十分普遍,光是黑死病就殺死了超過四分之一的歐洲人口,但這些中世紀生活的嚴酷現實被死後上天堂的宗教允諾衝淡緩和了。而工業革命同時創造出了巨額的財富與大量的貧困,『在社會真實的場景和烏托邦理想的幻象之間,富人和窮人互相依靠、永生共存』,城市將這一切赤裸裸地呈現出來。即使是今天,印度加爾各答的母親和孩子們還會在雨水管裡臨時安家,肯尼亞內羅畢富裕居住區的空地上還有著窮苦家庭湊合棲身的小屋。『這樣的生活條件令人震驚,這樣的不平等使人感到羞恥,但是城市是這些一無所有的人的唯一也是最後的希望』。在古巴哈瓦那、多哥洛美以及相當多的第三世界國家,『城市農業』已經成為許多城市居民實實在在的食物和收入來源,但我們常常會忽略了一個現實:欠發達世界的城市人口是發達世界的兩倍,在未來十五年內連非洲的總人口中都會有超過一半住在城市裡,這些人只是渴望能得到一點點改善———『清潔的飲水、適宜的住房、可用的電力』,可城市真的意味著更好的生活嗎?
在裡德看來,城市可以被看作古希臘人所相信的那樣,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有生命的動態實體,『從出生、成長到死亡是一個公認的循環』。兩百年前,當時的城市依舊大致依循著六千多年來的形態與樣式,只有大約十分之一的全球人口居住在城市中;而到2030年時,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將生活在城市裡。所以,我們不得不相信丘吉爾所強調的重要性:『我們塑造城市,城市也塑造我們』。要知道,美國紐約的研究者發現,連中央公園的樹木長得比它們在相鄰郊區鄉村的同類要好得多、高大得多。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但城市究竟應該是像裡德所描述的中國古代城市那樣作為一個超越了物質現實的『理想化概念』去被記錄、感知和驗證?還是應該像今日中國各個城市那樣僅僅作為一種僅供遙望的景觀而非細致感受的肌理?抑或應該是令人喜悅的流動盛宴和讓人安寧的每日生活?這本書雖然還不像宣傳詞中所說的那樣『比肩於劉易斯·芒福德1962年的經典之作《城市發展史》』,不能為上述問題提供答案,但卻像短小精練、耐人尋味的小品文一樣,為我們展開了城市的不同面向:在每個人心中,都有著一座不一樣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