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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耀接受本報專訪。
天津北方網訊:6月21日,辭去民政部行政職務的王振耀,受聘為北京師范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成為一名真正的民間公益人士。在此之前,他先後任職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
『我總算做了幾件事情。』王振耀說。在他任職期間,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國家自然災害救助四級響應體系建立;『平民慈善』、『以善促善』的理念被首度提出,平民參與慈善的熱情空前高漲。
但他說自己還有遺憾,『在慈善信息公開、平臺建設方面我還沒來得及做得更好』。
對於自己新的職位,他認為將比在民政部任職時更具有挑戰性和廣泛性。
有時覺得很累
記者:為什麼要選擇辭職?
王振耀:我在民政部呆了22年了,做慈善也有13年了。我在機關做了很多年,做工作、協調一件事情,確實非常難。我沒有偷懶,沒有閑著,很認真地做了20多年。我50多歲了,有時覺得很累。我想,換一個環境、換一個角度來繼續慈善、公益事業,可能於我是一個調整。
我一開始是想著看能不能僅僅當個教授,但最後一步一步地,他們讓我當院長。北京師范大學和壹基金開始對我做了很多動員工作。他們認為,成立這個研究院,我來當這個院長是最合適的人選。他們的誠意真的讓我很感動。
記者:什麼時候下定決心的?
王振耀:事實上從去年,北京師范大學和壹基金就開始跟我談這個事情。直到今年4月,我纔正式給部裡打了報告請求調動。
讓我下定決心的是,我對研究院的工作和定位充分了解後,覺得這個院長,不是兼職就能做好的,必須要投入很大的心力。中國公益需要提昇的方面太多。比如說建立系統的研究網絡,調整公益研究的方式,比如慈善的知識生產方式轉型、傳播方式轉型等,這也是我擔任民政部官員期間一直在呼吁的。
現在,我自己來做這個事情,我的挑戰很大。如果我做不好,是沒法向公益界交代的,我必須得非常認真、投入地來做這個事情,我覺得我有責任。
將更直接地推動慈善
記者:以前在民政部做官員掌握著很多資源,但現在來做一個民間公益研究院的院長,工作開展起來就更難了吧?
王振耀:慈善的本質是社會的,是平民的。當司長時,我竭力推動的是平民慈善,慈善的事情一定要由民間來做,我也一直在利用各種資源來推進民間慈善的發展。現在我自己來做這個事情,某種意義上資源可能更多了。
從政府的角度來推動時,我還是站在外邊在推動,現在我完全進入了民間,能了解民間組織的需求,也可以充分利用我的優勢,將這些意見反映給官方,這種推動也就更直接。
不能靠官位讓人服從
記者:你覺得自己哪些方面跟別的官員不一樣?
王振耀:我20多年來的工作,不管是救災也好、慈善也好,能夠這麼說,我一直是為窮人在做事,一直是在求人,在說服別人。從最開始的基層政權工作,到後來的城鄉低保工作、慈善工作,我都是求著大家,求著大家趕快把程序穩定下來,求著讓相關單位、地方政府趕緊把政策落實下來。『落實』,這也是我給自己的一個要求。
我是想說,你不能靠著官位,對別人說你必須服從,那是不行的,要根據實際來,商量著來。我為窮人奔波呼號,與窮人打交道太多了,因此我在待遇上也容易滿足些。
我現在無非是一些待遇可能跟原來不一樣了,身份不一樣了,我可能會有一點失落吧,可是全國這麼多教授,不也活得很好嘛,我為什麼就非要高人一等?
說我孤獨我不太贊成
記者:有媒體評價你在官場上是孤獨的人?
王振耀:說我孤獨我不是很贊成,我想,在官員中我是一個另類吧。大家都覺得我的想法和做法很另類。很多同事和朋友也經常開玩笑這麼說我。
我喜歡研究一些程序問題,會關注很多細小的東西,放到政策上來。比如說救災,救災響應、幾小時內撥款等這些小問題,這些技術性的小問題解決了,救災起來也通暢了。社會各個領域,如果沒有程序化、沒有標准化,什麼都會太隨意,很多管理制度、政策,尤其是為民服務這塊,就會流於空泛,必須要把它具體化。
孤兒保障是很好的禮物
記者:對於您20多年的官員生涯,您如何評價?
王振耀:我比較滿意的是,我在行政平臺上還是做了幾件事情的,城鄉低保的覆蓋、平民慈善的提出、老齡津貼推廣、孤兒養育標准等,有一些工作還沒有做完,但後期應該會得到很好的推進。我一直認為,一個國家福利制度的起點,應該是孤兒的保障,他們是最窮困的群體中,最需要幫助的人。孤兒保障是我到慈善和福利司後,工作中的頭一個大事。我最欣慰的是在我離開民政部前,今後財政部要對孤兒保障來進行專項撥款,我特別感謝中央,這是我一生中收到的又一個很好的禮物。
捐贈信息不透明成遺憾
記者:有沒有什麼覺得遺憾的?
王振耀:確實,我有一些遺憾,我一直著急的事,比如慈善捐贈信息的透明問題、平臺建設、規范化問題,建設得太慢。我還沒來得及很好地去做。
有很好的想法,我們的隊伍也都很精乾,為什麼有些事做起來很困難呢?後來我想想,確實情有可原,很大一個因素就是我們的文化傳統問題。我們的整個慈善文化畢竟沒有接受一次特別現代化的洗禮。我想我在體制內時要求是過高了,想讓一個行政機關不間斷地產出一個現代標准的公共服務體系,其實是相當大的挑戰。
我們的文化有時候還是過於傳統,就像以前很重視一個人的人品、道德、忠誠度、態度等,傳統社會是管人,但現代化的社會應該是管物,比如說三鹿奶粉,物管不好,就出事了,現在的物都是大眾化的。
我現在做公益研究院的院長,要做的就是著重於慈善觀念的改變、理論的建立和推廣、慈善的知識生產方式轉型等,這應該比我在民政部工作時更具有廣泛性。
我想,全社會要適應一種思維模式,以前傳統的政府與大眾是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但現在政府和社會的互動已經出現了,政府也在逐漸轉型。我想將來社會大眾的意見,也一定能得到政府更好的尊重,政府也會根據社會大眾的意見,及時對相關政策作出調整。未來一定會是這樣的,公民社會會成為必然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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