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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不能永遠生活在古代,不能永遠生活在農業文明裡。隨著生活的變化,尤其是隨著十八世紀以後的現代工業文明浪潮的到來,漢語文也表現出僵化、殘缺、不夠用的一面。以文字為中心的語言,可能有利於繼承,但可能不利於創新和追新;可能有利於掌握文字的貴族階層,但一定不利於疏遠文字的大眾,不利於這個社會中、下層釋放出文化創造的能量。這樣,從晚清到五四運動,一些中國知識分子正是痛感文言文的弊端,發出了改革的呼聲。
那時候發生了什麼情況呢?
第一,當時很多西方的事物傳到了中國,同時也就帶來了很多外來語,這些外來語不合適用文言文來表達。文言文的詞,一般是單音節或者雙音節,所以我們以前有五言詩,七言詩,就是方便這種音節的組合。但外來語常常是三音節、四音節乃至更多音節。『拿破侖』,『馬克思』,你還可勉強壓縮成『拿氏』和『馬翁』,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你不好縮寫成『資義』和『社義』吧?碰上『二氧化碳』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碰上『弗拉基米爾烏裡揚諾夫伊裡奇』,你怎麼縮寫?能把它寫進五言詩或者七言詩嗎?想想當年,魯迅留學日本,胡適留學美國。這些海歸派帶回來很多洋學問,肯定覺得文言文不方便表達自己的思想和情感,語言文字的改革勢在必行。
第二,文言文也不大利於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白話文並不是現代纔有的。宋代大量的『話本』,就是白話進入書面形式的開始,與當時市民文化的空前活躍有密切關系。活字印刷所帶來的印刷成本大大降低,也可能發揮了作用。那麼在宋代以前,白話作為一種人民大眾的口語,同樣可能存在,只是不一定被書寫和記錄。我們現在看一些古典戲曲,知道戲臺上的老爺,太太、小姐、相公,講話就是用文言,而一些下人,包括丫環,農夫,士卒,盜賊,都是說白話。這很可能是古代中國語言生態的真實圖景,就是說:白話是一種下等人的日常語言。到了晚清以後,中國處在巨大社會變革的關頭,階級結構必須改變。新的階級要出現,老的階級要退出舞臺。像袁世凱、孫中山、毛澤東這種沒有科舉功名的人物,不會寫八股文的人物,要成為社會領袖,豈能容忍文言文的霸權?在這個時候,一種下等人的語言要登上大雅之堂,多數人的口語要挑戰少數人的文字,當然也在所難免。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五四前後出現的白話文運動,一方面是外來語運動,另一方面是民間語運動。外來語與民間語,構成了那一場革命的兩大動力,標注了白話文革命的大體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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