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北方網訊 未來十年的世界與中國都將發生深刻而復雜的變化。世界將進入體系轉型和秩序重塑的關鍵期，西方國家與新興大國的妥協與合作決定著未來世界的發展走向。中國在未來十年將經歷一個綜合實力增長的黃金期和深層矛盾凸顯期，如何使用不斷增長的實力以及能否解決各種深層矛盾決定著中國崛起的基本前景。

　　未來十年，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將發生重大變動，世界體系的轉型為中國的發展既提供了機遇也帶來了挑戰，中國崛起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更加復雜；外部社會對中國的認知結構和政策應對將經歷一個不斷調適的劇烈過程。中國外交需要在保持戰略上防守的同時，在戰術層面積極作為，推動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朝著和平、合作的方向發展。

　　在國際金融危機、新興經濟體崛起以及全球性問題空前凸顯等因素的作用下，世界正加速步入後危機時代。未來十年，世界將在權力結構、問題議程和決策規則三大層面呈現出新的內容和特點。

　　西方與非西方在國際關系中的基本分野為我們理解未來世界的權力結構提供了獨特視角。

　　冷戰結束以來，世界一度進入了由美國霸權定義的單極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成為全球規則的制訂者和國際公共物品的主要提供者，在東西和南北關系中佔據全面的優勢。然而，冷戰結束短短十多年的時間，西方的中心主義地位就出現了明顯動搖，其國際權威和全球影響都受到相當程度的削弱。尤其是西方霸權的核心支柱美國，因對外政策失誤和內部經濟困難而出現了嚴重的實力透支。奧巴馬的變革措施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國的經濟狀況和國際形象。然而，美國內外面臨的問題並沒有因此得到緩解。

　　在內部，美國經濟長期增長乏力的狀態制約著奧巴馬重建制造業輝煌的雄心，政治上的極化現象也不利於塑造政治行動所必需的統一意志和戰略共識。在外部，反恐戰爭的久拖不決還將耗費美國相當的實力資源，美國與外部世界的矛盾短期內也沒有徹底解決的可能。這些都決定了美國未來的國際地位很難再回到新世紀初期的狀態，華盛頓不費力氣和低成本行使國際領導權的日子成為歷史。作為西方陣營重要成員的日本和歐盟都面臨著內部的政治博弈和社會治理難題，難以為西方中心地位的維系提供有力支持。

　　因此，盡管西方在一段時期內仍將處於國際權力結構的中心，但其內部陣營的三大支柱各自都存在眾多問題，其未來發展非常不確定，其主導世界的能力總體呈現下降的趨勢。

　　與西方陣營相對應的則是一個相對分化和弱勢的非西方世界，包括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俄羅斯、伊斯蘭世界、失敗國家和反美主義國家，其中前三類國家(群體)在國際結構中的地位和作用尤為重要。

　　首先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這些國家在過去二十年來通過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釋放出巨大的經濟效率和增長潛力，國家實力顯著增強，成為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中一支重要力量。未來十年，如果新興經濟體能夠繼續保持高於發達經濟體的發展速度，它們在世界經濟和政治版圖中地位將得到實質性提昇，它們與現行國際俱樂部的關系決定著未來世界穩定與否。

　　其次，俄羅斯是一個獨特的戰略存在，不斷地游離於西方與非西方之間，試圖在融入西方與新興大國身份之間保持平衡，以增強在國際政治博弈中的砝碼。未來俄羅斯的問題在於內部政治穩定的可持續性和市場再改革的成敗。最後，從冷戰結束到現在，伊斯蘭世界的內部現代化嘗試並不順利，進而導致了伊斯蘭傳統與世俗價值、本土文化與西方影響之間的持久衝突，在外部則與西方世界積累了地緣政治和意識形態層面的深刻矛盾。伊斯蘭世界的道路選擇將對未來的世界格局產生重要影響。

　　西方與非西方的發展態勢和互動關系意味著世界權力結構從西方一超中心向多強權力共享的格局轉變，未來的世界結構將呈現出更加均衡合理和平等競爭的局面。

　　世界的問題議程在保持傳統的主權、安全議題的同時將更加凸顯全球性問題的重要性。氣候變化、資源緊張、糧食短缺等一系列全球問題不僅涉及到各國的利益增減和競爭態勢，更關乎整個人類的生存和長遠發展。盡管科學界和經濟學界對幾乎所有全球問題的起源和後果都沒有完全定論，但這些問題已經成為『真問題』，而被納入到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的正式議事日程。

　　盡管如此，全球性問題在可預期的一段時間內仍然將在一個沒有結果的爭吵中前進。理由是在幾乎所有的全球問題上，各國在面對共同威脅的同時都存在重大的利益差別，其結果是一方面各國在政治上都很高調，以爭取在國際輿論環境中的主動權；另一方面則都以自身的發展需求為基本考量。因此，共同的行動還需要經過相當長時間的政治磋商和利益妥協。

　　長期以來，美日歐是世界經濟格局的主導性力量，它們的發展態勢及相互間博弈關系決定了世界經濟的基本圖景。反映在決策機制上，八國集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世界銀行等組織主導著世界范圍內的規則確立和議程設定。

　　然而，在國際金融危機迅速蔓延的背景下，決策效率和代表性兩個層面更加平衡的G20受到青睞，並迅速成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主要論壇。G20的興起推動了國際政治的集團化趨勢，人類因此可能進入一個『G時代』。

　　為了佔據後金融危機時期的制高點，各國都在積極組建類別繁多的集團。由於不同集團的利益整合和規范塑造能力不同，那些共識穩固、功能強大的集團將在激烈的競爭中得以存活，並成為未來國際規則建立的起點。

　　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來的快速發展，中國已經積累了相當的國家實力。

　　未來十年，中國的總體實力仍將保持快速增長的勢頭。在經濟層面，由於中國的勞動力供給在相當時期內仍然充足，中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必須保持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而大力促使增長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昇級的努力意味著中國經濟的內涵和質量將得到大幅提高；隨著創新型國家戰略的實施，中國的科技實力和自主創新能力預期將會有實質性的改善；臺灣問題的存在，以及中國海外利益的不斷拓展要求中國的安全戰略必須要確保國家邊界內外的利益訴求，這也決定了中國的軍事現代化步伐不會減緩或停滯。因此，可以說中國在未來十年還將經歷一個實力增長的黃金期。

　　當然，未來十年也是中國內部各種深層矛盾最為突出、發展環境日益復雜的時期。

　　首先，收入分配不均導致貧富差距在擴大，還有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等一系列問題。如何防止這些問題進一步惡化，進而導致各種社會矛盾的『共振』和集中爆發，考驗著決策者的政治智慧。

　　其次，隨著中國從魅力型領導到常規政治的過渡，領導者的個人威望和意識形態整合能力都不同以往，能否以新的共識加強黨內團結是一個不可回避的重大問題。

　　再次，三十年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變化導致了社會力量的顯著成長，這在激發社會活力和彰顯個性獨立的同時，也帶來了國家決策環境的復雜化。政府越來越需要在慎重理性決策與回應民族主義情緒之間保持平衡，以避免出現重大的戰略性失誤。如果再考慮到2020年前後，中國經濟將因人口紅利漸趨消失而有所減緩的前景，中國內部治理的挑戰將更加凸顯。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通過制度調整和社會改革來調解矛盾或降低相關問題帶來的衝擊效應。惟其如此，中國實力增長的前景纔能保持樂觀。

　　實力和問題的並存意味著中國是一個雙重特性國家，既經歷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物質財富的迅速積累，又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內部挑戰和國際風險；既需要回應民眾對公平正義的權利訴求，建立更加和諧的國內社會，又需要消除外部世界對中國的戰略疑慮，維持和平穩定的國際發展環境。

　　這就決定了中國外交的兩個層面：在戰略層面，外交仍將保持具有防御姿態的韜光養晦戰略，為國內問題的優先解決創造條件；在戰術層面則需保持積極的有所作為，以維護不斷拓展的國家利益和承擔起相應的國際責任。

　　從對外戰略的層面來看，特別需要注意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心態變化和政策調整。例如，美國為首的西方對其中心地位和優越感的喪失倍加擔懮，對中國的戒備顯著加強，在堅持接觸交往戰略的同時強化了防范制衡的一面，在制衡戰略中又特別強調軟硬手段並用；新興國家對中國的競爭意識也在不斷上昇；周邊國家對華心態同樣面臨著新的調整過程，反映在政策選擇上多是拉住美國以平衡中國不斷增強的實力影響；發展中國家的心態也很復雜，積極歡迎中國的投資、技術和商品，但又擔懮中國的強大競爭優勢。

　　由此可見，中國崛起的『地殼運動』效應正在開始顯現，中國所面臨的國際輿論環境越來越復雜，很難再堅持獨善其身或『搭便車』式的政策選擇，而需要國家利益與國際責任、自我發展與他者共贏之間顯示更多的平衡和靈活性。這不僅是維護中國核心利益的工具性考量，更涉及到中國能否為世界提供解決問題之道的價值性思考。(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金燦榮劉世強)(《半月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