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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遺址將中華民族可考證的文明史往前推進500年。在王巍看來,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之一,該遺址的考古發現『改寫了歷史』——初期文明被發現。
采訪中,他一再強調,文明史推前500年,只是他個人的觀點,不是考古所的觀點。
早在1979年,陶寺遺址就開始了第一輪發掘工作。在此之前,考古界認為,中國最早的都城為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中華文明起源於距今3700年左右的夏商時期。隨著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王族墓地、宮殿區、下層貴族居住區、普通居民區、手工作坊區等一應俱全,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備。
王巍說,這些足以將中華民族可以考證的文明史往前推進500年。『這是與夏王朝的早期文明不同的初期文明。』
在考古學界,認定文明的出現三要素是:城市、文字和青銅器。在他看來,『只要出現了強化的權力和等級制度就可以說出現了文明。』
陶寺遺址早期城址長約1000米、寬約560米,面積為56萬平方米;中期擴建成長約1800米、寬約1500米,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巨型城址。
在城址東北部,小城南部,為高等級的居住區,在這兒發現了1萬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制建築材料——瓦和精美的刻花牆皮。周邊有一道20米左右寬度的空白地帶形成隔離,這是宮殿區。
在其附近,分別是下層貴族居住區和大型倉儲區。普通居民區則位於遠離宮殿區的城址西部,手工作坊區在城址最西南部,城址的東南部為墓地。
王巍說,陶寺城址內已出現了較明顯的布局,標志著這時已經出現了強化的權力和較為嚴格的等級制度。
2002年,一座長5米、寬3.7米、深8.4米的陶寺大墓被發掘,在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同一時期的墓葬中,都難尋能與之匹敵者。出土的隨葬品也令人驚嘆,有制作精美的玉石器、漆木器、彩繪陶器,在墓主遺骸正前方的墓壁上,嵌有一副豬下頜骨,兩側立著6把玉鉞,墓中出土的玉鉞總數達9把。
『當權力強化達到王權的時候,就會有大型宮殿、大型墓葬的出現。作為其基礎,生產得到發展,手工業發展的集中表現就是琢玉工藝和青銅器的出現。文字是社會生活復雜化後,要求有記錄語言的方式出現。有了這樣的需求纔有了文字的發明。而這些都是權力的強化和等級制度的出現所表現出來的。』
『大型城址、大墓和大量的隨葬品、集中的倉儲區的出土,說明當時已經出現了特權階層乃至初期的王權。』鑒於此,王巍把陶寺遺址所代表的時期推定為比夏王朝的早期文明出現更早的初期文明。
作為一名有近30年考古經驗的學者,王巍認為並不能用文明三要素來判斷史前文明。『就像夏王朝的都城是河南二裡頭遺址,是因為位於文獻記載的夏王朝活動的中心區,而年代比商王朝早,且發現了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和青銅器群,最然沒有像殷墟那樣,發現文字,但仍被推定是夏王朝的都城。這種觀點至今依然被大多數考古學者所接受。』
陶寺遺址
文明『三寶』
『王者之器』彩繪龍盤
陶寺遺址6座早期大墓中,有5座都出土了彩繪龍盤。這些龍盤於1984年出土,距今4300—4100年,可能是當時『王室』使用的禮儀用品,體現了王權的至高無上和社會內部的等級制度。
『技術之光』紅銅鈴
精巧的紅銅鑄件銅鈴表明陶寺文化已掌握了比較復雜的復合鑄造金屬工藝,陶寺先民不僅可以鑄造環、刀、鏃等裝飾品、工具、兵器,還會利用內外模具組合鑄造結構比較復雜的器物。
『文字之光』朱書扁壺
這是一件陶制殘扁壺,朱書顏料為朱砂,仔細觀察,文字筆跡是有毛筆筆鋒道的,可知是用毛筆所書。此壺所處的時代為陶寺文化晚期,距今4000年左右,比甲骨文還早500多年。
陶寺遺址是堯舜之都僅為推測
『文明的出現推前500年是我個人的觀點,並不是考古所認定的觀點。』王巍說。在他當所長期間,考古所要認定一個都城,必須經過深入研究和論證,通過發布會的形式進行權威發布。『考古所的某一專家或者學者說的話,並不能代表考古所的意見。』
在考古所,對於一個遺址或墓葬性質的結論性意見是在由各個田野發掘隊編寫的田野考古發掘報告中提出的。發掘報告實行主編負責制,報告觀點屬於主編為首的發掘隊集體的觀點,研究所會組織各個方面的專家對這個報告的結語進行分析和論證。
『這個展覽中涉及的一些觀點遠遠不屬於真正的蓋棺論定,因為很多是剛剛發現,只是一個初步的認識。包括陶寺遺址所謂的天文臺,都是考古者根據目前的發現得出的推論。』
在王巍的印象裡,考古所認定某個遺址的性質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出土文字資料(如甲骨文、金文、簡牘、碑刻等)的證據及考古發現遺存能夠與古代相關文獻記載相互印證。像安陽殷墟為商代後期都城以及漢唐時期都城被認定都是基於此。
目前,『陶寺遺址是「堯舜之都」只是一種推測,在展覽中采用這樣的表述只是希望展覽內容能夠與觀眾所具有的知識產生關聯,以便於理解。最終的認識會在經過研究所內外專家的科學論證的基礎上,以學術論文或發掘報告的形式正式發表。』
王巍認為,考古所有為數眾多的研究員。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學術觀點或認識的自由,一般說來,也不存在『考古研究所的學術觀點』。在曹操墓爭議最大的時候,他曾組織公共考古論壇,由研究所的八個研究員在論壇上,以自己的研究領域和專長,獨立地陳述自己的觀點。
『不要認為考古所的人說的就是考古所的觀點,那只是該學者自己的觀點,即便是作為所長的我也不例外。』
對話考古所所長王巍
考古九分把握七分表達
記者:你的考古原則是什麼?
王巍: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有九分的把握說七分,有七分的把握說五分。考古學家在說可能是的時候,心裡基本就認為是了。說的有五分把握時,心裡想的是七八分。考古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謹慎發表。內部討論要暢所欲言,落在文字上的要嚴謹。
記者:陶寺遺址屬於初期文明是你的觀點嗎?
王巍:對。就像考古學界的泰斗夏鼐先生所說的,中華文明不是一生下來就是一個白胡子老頭。我認為,文明是有不同的發展階段。就像一個人來到人世要經過嬰兒、幼兒、少年、青年、成年、老年一樣。上個世紀50年代之前,很多人把商王朝看作是中華文明的肇始,之後發現了二裡頭遺址,將其稱作夏王朝的都城和早期文明。現在我們發現了比夏王朝更早的相當於堯舜時期的都邑性遺址和一系列重要發現,我認為,以陶寺早中期城址為代表,已經進入了初期文明。但它與以二裡頭遺址為代表的王朝文明屬於不同的文明階段,就像是一個剛剛降生到人世的嬰兒。
記者:這個觀點也有很大爭議?
王巍:考古是對實際資料的發掘和解釋,解釋會因人而異。除非發現了像殷墟甲骨文這樣的確證,在沒有確證的條件下,就很難形成一個定論。關於什麼是文明,每個學者的觀點是有所不同的,認識也就會不同。
記者:這次展覽出現了一些爭議,原因何在?
王巍:這次展覽是我們第一次面對公眾辦的展覽,本意是盡可能辦得通俗易懂,貼近民眾,但在有關展覽說明的表述上有值得反思之處,致使媒體和公眾把展覽上包含著各個發掘隊目前的認識或推測的一些解說詞當成了考古所的定論,我覺得以後舉辦這種展覽時,解說詞要更加嚴謹、准確,以免產生歧義和誤解,這對我是一個教育。
文/攝見習記者劉超群
新報北京專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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