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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80大壽的『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稱:『我這個「80後」還有個願望,如果身體條件允許,依然有信心繼續工作下去,等我90歲的時候,還要爭取實現超級雜交稻第四期目標,達到畝產1000公斤,更多地造福人民!』耄耋之年的袁院士雄心依舊,讓在座的每一個人深為感動。(《新京報》9月8日)
這讓人不由得想起國學大師季羡林。季老生前,雖然年事已高,但仍不知疲倦地醉心於超越民族的『大國學』研究。隨著季老仙逝,其未竟事業,尤其是吐火羅語的研究,國內能勝任者寥寥。雖然袁隆平雄心不減,但隨著時間的流逝,袁老百歲後,其雜交稻研究事業,會否步季老事業後塵,不免讓人頗感悲涼。
有論者艾瑞予曾如此慨嘆,『曾照亮了中國學術天空的那批大學者,竟然都是民國時期的「出產」,而隨著歲月的滾滾向前,他們已經漸次凋零。令今人難堪的是,他們所留下的位置,竟然找不出有誰可以代替,甚至稍稍與之比肩』。雖然袁隆平奮發的年代比『那批大學者』稍晚,但也是國家歷經磨難之時,無論比什麼條件,他們遠不及今天的專家學者群體,但他們努力進取所取得的那些成就,已然橕起了一個令人驕傲的時代。
而今,如果僅從數字來看,中國已經『人纔輩出』。比如,2009年,高校畢業生人數突破600萬,同年全國提交7946項專利申請,增長29.7%,位列世界第五。與之相伴的,是人纔的外流。清華和北大已經成為美國大學博士生來源最多的兩所院校。由於將近九成的中國高科技專業博士會選擇留下,美國有媒體把清華、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國博士培養基地』。而截至2008年,我國留學人員總數大約139萬人,絕大部分都分布在發達國家和地區,其中歸國留學人員只有39萬人,回國總比例為28%。(《羊城晚報》8月16日)
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艾瑞予所描述的『那批大學者』,當年歷盡千辛萬苦,回到祖國的懷抱,在一貧如洗、百廢待興的艱難困境中,卻創造出卓越成就。
老一代學者身上的精神,在今天的一些學者身上已蕩然無存。他們為了利益不惜放棄學術原則,儼然已無知識分子的風骨。一項針對專家公信力的調查顯示,79.6%的人覺得『部分專家缺乏社會責任感,為利益群體代言』;72.3%的人認為『大量「偽專家」充斥專家隊伍,素質良莠不齊』(《中國青年報》6月25日)。這還不談頻頻出現的論文和學術成果抄襲之類的丑聞。如此學術環境之中,我們又如何期待大家?
毫無疑問,今天的學者群體與前輩們的未竟事業出現了明顯斷茬,這種斷茬表現在理念、抱負、成果,尤其是學術精神的寂寞堅守上。沒有什麼比學術精神的坍塌更令人沮喪。我們祝願包括袁隆平在內的『那批大學者』們身體健康,有生之年為國家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但我們更應捫心自問,『那批大學者』擎起的那片歷史天空,以及現有的機制和環境,是否能激勵後來者沿著前輩們鋪平的道路,竭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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