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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目中的曹禺先生,為人親切和藹,沒有一點大作家的架子,反而,甚至還有些靦腆,那麼虛懷若谷的樣子,使我永遠難忘。
1963年8月,我因病到北戴河休養,恰好與曹禺一家做了鄰居。日日接觸,增加了我對他的親近感。我因『潔癖』,不去看越劇《紅樓夢》電影,他溫和地說:『你心裡有一個林黛玉,別人心裡也有他的林黛玉。不妨看一下王文娟的林黛玉,未必會破壞你心裡的林黛玉。』
我告訴曹禺,我讀初中一年級時,十三歲,在故鄉常州一次公演《雷雨》話劇中,我扮演了周衝。他說周衝在《雷雨》裡不是主要角色,但很難演好。我聽說他當時正在寫《王昭君》,我試探性地問了一句,他笑而不答,說『無可奉告』。但由於談起周衝,涉及人物形象塑造。他說,寫戲必須抓住那『玩意兒』,抓不住『玩意兒』,一切都白搭。我說:『您寫出過那麼些傑出的劇本,塑造出那麼多活生生的人物,您該是個抓玩意兒的能手!您說的玩意兒,該是情節的精彩處或語言的閃光點,是用以突出人物形象的招兒,對不對?』曹禺說:『對,但招兒不是孤立的東西。』我說:『憑您的經驗,現在抓那玩意兒該是不成問題的。』曹禺說:『難吶!現在真難!』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不再說什麼。對曹禺的感嘆寫戲難,我當時不太理解,只覺得他不熟悉工農兵,要寫工農兵,當然難。但如果是寫歷史人物,又有何難!《膽劍篇》不是還很好嗎?直到『文革』結束後,我纔逐漸有一點明白,在一定的政治氛圍中他為什麼寫不出劇本來。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世界文學名著文庫』系列叢書,收入《曹禺戲劇選》,編輯部讓我為此書寫『前言』,我寫了五千多字。我提議去探望生病中的曹禺,請他把『前言』審閱過後發排付印。1995年4月19日,我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一起到北京醫院探望已屆八十五歲高齡的曹禺先生。我把『前言』交給他,他說一定認真看。我贈他我譯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集》和我的《屠岸十四行詩》,說:『曹老您不必看,只留作紀念吧。』曹老拿著這兩本書,說:『我一定學習……』怕他累了,我們向他告辭。他堅持讓護士把他從輪椅上『拄』起來,緩步送我們到病房門口,跟我們一一握手道別,還說:『謝謝你們來看我,你來,是我的光榮……』我回頭揮手兩次,曹老纔回進房內。
這次會見,有喜劇色彩。當他說『我一定學習』時,我說『哪能呢』。如果他指的是莎翁十四行詩,我不好說什麼,如果是學習我的譯文或我的詩,那我如何擔當得起?當他說『你來,是我的光榮』時,我說『哪能這麼說』。曹老絕不虛偽,他是一片真誠,他越真誠,我越覺得『啼笑皆非』(不恭)。所以我說,這次會見有『喜劇色彩』。《曹禺戲劇選》於1997年11月出版,可惜適時曹老已經辭世十一個月了。
曹禺先生是大戲劇家,大手筆,但他又如此天真赤誠,如純潔的兒童。也許,正因為他有一顆無邪的赤子之心,所以能成就一位天纔的大戲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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