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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在職場上強有力的職業女性,與保姆相處時卻力不從心。專家建議,一定要直接清楚地描述你的需求,有時候,把要求寫下來比口頭布置更有效。更重要的是,保姆只是僱員,不是家庭成員,不要讓她們對孩子的成長擅自做主。
一位對保姆有很多怨言的母親在網上發泄。保姆把原本用於宴請客人的一盤菜給孩子們吃掉了。『現在我只能重做了。』她在一個很受母親們歡迎的網站上劈裡啪啦地寫下這些話,滿腔怒火。
她可能是來尋求情感支持的,但得到的不多。其他母親評論道:『如果你沒有告訴她菜是請客用的,也沒有理由朝她發火吧。』一個人一語道破了問題的實質:『很多像你一樣的僱主,在處理僱主和僱員的關系上糟糕極了。』
紅極一時的暢銷書以及同名電影《保姆日記》現在有了續集《保姆歸來》。『保姆』系列把母親們描述成有著強烈控制欲的惡毒女人,向她們可憐的保姆提出大堆苛刻的要求,把她們逼到精神崩潰的邊緣。其實現實並非如此。
要直接清晰地描述要求很多請保姆的母親都會延長保姆的工作時間,另外一方面,大部分母親很難把對保姆的期望和要求表達清楚。結果形成了一種奇怪的『侵略·被動』的溝通模式,一種極不理想的僱主和僱員間的關系。
母親時常被自責、無奈和給孩子的母愛不足所困擾,不懂如何清晰地向保姆傳遞自己的需求。如果保姆不完全合她的意,母親可能向朋友、丈夫或者網友抱怨。調查發現,作為父親的一方,大多能聰明地避開這段關系。
『曼哈頓家庭諮詢服務中心』負責人麗薩·斯皮格爾在她的工作中不斷見證著類似失敗的溝通,『我見到過很多在事業上很成功的女性CEO,在和保姆們談論如何用洗碗機這樣簡單的問題時,卻能讓她們一個星期都很不愉快。』
為了填補母親和保姆間的溝通鴻溝,有些人開始努力,一種方式是讓保姆主動向僱主擺明自己的需求和想法。美國『國家保姆保護協會』主席羅拉·布洛利說:『交流是十分必要的。如果僱主不主動,只能由保姆主動了。』
由紐約州教育部牽頭創辦的一所保姆培訓學校幾個月前在曼哈頓開課,課程的中心哲學是讓保姆主動與僱主溝通。學校的主要目的就是告訴保姆們全天下家庭真正的需要。學校校長道格拉斯·孔金說:『我們是改變游戲規則的人。』
10年前,律師伊琳·赫時諾夫開始僱用保姆,那時她正在一家大型非盈利組織的法律部門。『我有下屬,我常常僱人以及炒人。我也經歷過崗位培訓,知道怎麼跟人溝通。』但是,公司裡的培訓沒能教會她怎麼和保姆講話。赫時諾夫女士回憶:『太不容易了。雖然我跟保姆之間是僱主和僱員的關系,但這關系是在家裡發生的,是和照看你最愛的人的人之間的溝通。』她還說:『我對她提出的要求是不會在辦公室裡提出的—幫孩子做點事,幫我私人做點事,以及把東西撿起來。』
俄勒岡州波特蘭市一家保姆中介培訓中心的負責人卡羅琳·卡瓦納芙回憶起曾經接到過的一個電話。一位母親問她,能否讓保姆幫孩子洗衣服。卡瓦納芙回答:『孩子的衣服是保姆工作的一部分。』這位母親說:『我對保姆講:「如果你有時間,能不能幫孩子洗下衣服?」保姆沒有時間,衣服也一直沒洗。』
卡瓦納芙建議這位母親,她應該說得更直接一點。應該告訴保姆,洗衣服是她的份內事。『這個母親是一名精明強乾的律師。但聽了我的話後,她的回答卻顯得很膽小謹慎:「我猜您說得有道理。」』
說到洗衣服,卡瓦納芙女士列舉了另一個母親的例子。這個母親告訴保姆任何事情都很『重要』,但當中介打電話問她保姆辦事如何的時候,這位母親卻牢騷一大堆,比如保姆衣服疊得不對等等。卡瓦納芙女士問對方:有沒有跟保姆說清楚要按照僱主的方法疊衣服?她說:『沒有,沒必要說。她難道看不到我是怎樣疊衣服的嗎?』
對待僱員和對待保姆的不同
母親們和保姆的溝通障礙讓很多企業看到了商機,他們認為母親們需要幫助。在波士頓,一個有著23年歷史的保姆安置機構『尋找保姆』兩年前推出了改善母親和保姆關系的溝通技巧培訓和諮詢。
『金牌父母培訓機構』是一個旨在幫助父母處理各種寶寶問題的專業機構。他們教給父母如果寶寶不睡覺該怎麼辦,如果寶寶突然發怒又該怎麼辦等等。現在該機構又開拓了一項新業務:協調父母和保姆的關系。機構的所有人塔米·戈德用她精神分析專家的專業經驗告訴母親和保姆相互之間的溝通要更加直接,『和婚姻一樣。』她已經應邀到一些企業給員工們上課,專門講授如何管理保姆,這樣他們就不會為這個問題分神,專心投入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斯皮格爾女士最近撰寫了一篇母親和保姆關系緊張的原因的文章,她寫道:『父母們最大的擔懮是,「如果她對我生氣,會不會發泄在孩子身上?」』斯皮格爾女士還說,她相信一些母親為付費給某人代替她充當母親的角色而有『極大的負罪感』。因此,她們不太容易像一個僱主那樣言行。
在很多案例中,還體現出母親對保姆深深的感情。特別是當一個女人置身於自己完全應付不來的尿布、口水和鼻涕中時。
住在曼哈頓的媒體主編希拉裡·法塔尼亞回憶起她的保姆剛來照顧她3個月大的孩子的那幾周。保姆來了以後,家裡瞬間平靜了。保姆接手了這個家之後,『我喜歡回家了,我的家變成了生活不曾有過的樣子—乾淨、安寧、寶寶不哭了,他吃飽了。然後她把寶寶交到我手上,尊重我這個母親。』
但是,法塔尼亞覺得,保姆對孩子有強烈的培養欲。寶寶滿一周歲之後,法塔尼亞女士開始考慮教寶寶上廁所。她看了些書,知道應該在寶寶兩歲左右開始教。但是在寶寶一歲半的某一天,她下班回家,保姆驕傲地告訴她,她已經開始教寶寶上廁所了。『就這樣開始了。我們還沒討論過這個問題。』法塔尼亞女士很震驚。她什麼也沒說,但是在保姆休假的一天,她突然哭了起來。她打電話給丈夫,責怪自己是個無能的母親,在兒子生命中重要的時間裡充當了一個失敗的角色。她帶著保姆和寶寶去見了一個兒科醫生。她問醫生:『現在教孩子上廁所是不是太早了?』醫生的意見是,既然已經提前開始了,而且看似頗有成效,為什麼不繼續下去呢?法塔尼亞拋開緊張感,直接向保姆挑明了。『我說:「我是媽媽,我很感謝你教他,但是以後遇到類似的事情我們可不可以商量以後再決定?」』
這件事以後,保姆和法塔尼亞更能相互理解,溝通也更順暢。保姆說,當法塔尼亞剛做母親的時候,她常說:『你看著辦。』現在,她的老板更明確地知道自己需要什麼。
寫下來更易於交流
有些母親在猶豫不決時,習慣用錢解決問題。一年前,律師赫時諾夫給孩子買了一條拉布拉多幼崽。她知道,最直接的辦法是面對面地問保姆,她是否願意多承擔一份職責,養狗、遛狗。但是她沒有。她的處理辦法是不予置理,讓保姆自己讀懂老板的意思,自覺養狗遛狗。
赫時諾夫最終只能僱人遛狗。她說:『我應該采取積極的方式處理這個問題,我知道自己錯了。然後我是怎麼做的呢?我給了保姆一大筆獎金,以後繼續付給她小額獎金,以此來表達自己對她的感謝,並企圖減輕我的罪惡感。但是我知道這不是處理問題的最好辦法。』
在很多有孩子的職業女性群中,這樣的故事比比皆是。她們列舉出保姆的做法和她們希望保姆做到的。然後哀怨地反問:『我能說什麼呢?』
傑奇·全是一個房地產中介,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有天晚上,她發現自己4歲兒子的頭發有些變化。很明顯,保姆把兒子的頭發剪了。男孩告訴了母親,他洗澡的時候頭發碰到了眼睛,他就叫保姆幫他剪掉。全女士通常自己給兒子剪頭發,她有點生氣,打算告訴保姆不要再這麼乾了。
第二天早上,保姆來了。保姆立刻向全女士解釋了男孩的頭發問題,跟男孩說的一樣。『好吧。』全女士說。她以為保姆明白了她的意思,再也不會自作主張了。但是沒過多久,類似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最終她和保姆分道揚鑣,請了一個新保姆。
只要說清楚自己要什麼,一切就不是問題。英國保姆和家庭教師學校的CEO希拉芙·羅斯在這個行業打拼了25年,她說:『我們發現寫下來更易於交流。』換句話說,母親們可以把明天希望保姆做的事情寫在紙條上;更完美的做法是在僱傭關系形成之前撰寫一個合同,至少是一個詳細的職位描述,包括主人外出時保姆的職責,以及保姆的加班、休假和僱員必須了解的其他所有基本事務。羅斯女士向客戶推薦保姆時都讓她們簽一份合同。
羅斯女士和麗薩·斯皮格爾都建議,父母和保姆每周開一次會。會議應該是很隨意的,只是一次交換言論和建議的機會,但是必須是在每周的固定時間舉行,雙方都要對此有期待。通過這樣的方式,雙方都明白應該在何時何地道出牢騷和不滿。
斯皮格爾說,應該讓家庭成員記住,保姆只是僱員,不是家庭成員,不管他們有多愛孩子。對僱主來說,這句話意味著不要和保姆分享自己的婚姻故事,也沒有必要讓保姆知道夫妻二人就如何教育孩子一事上存在不同意見。但是僱主應該讓保姆了解這份工作所必須知道的全部信息。舉個例子,如果父母工作很忙,或者如果孩子覺得自己受到了父母的忽視,僱主有必要讓保姆知道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