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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發現,有兩種觀念深刻制約了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一個是大中華主義,一個是大西方主義。
『大中華』是泱泱大國的中國人面對外部世界的一種特有心態,一種文化上的優越感。具體到日本,就是認定日本的一切都是對中國的模仿,日本的一切中國古已有之。許多人到了京都、奈良,一看見古色古香的建築街道,就情不自禁地叫起來,這是漢代的,這是唐代的,得意之情溢於言表。這種認宗歸祖也許不錯,但如果只看到這些就很危險。事實上」在近代之前的漫長歲月裡,中國對日本的了解非常不靠譜,甚至連日本的確切位置,都是一筆糊涂賬。這種局面,直到西力東漸,日本明治維新初見成效,開始給中國造成麻煩時纔有所改變。
作為天朝上國,中國對西方的『蠻夷』原本也不放在眼裡。但到清朝末年,在西方船堅炮利及其背後的先進文明咄咄逼人的攻勢下,古老的中國遭到慘敗,不得不從『中體西用』轉向『全盤西化』, 『大西方』主義從此長驅直入。
然而,『大西方』的登場,並不意味 『大中華』的銷聲匿跡。西方列強作為中國的『現代化』師父與強盜的雙重角色,決定了中國對它們的態度是既崇拜又排斥。一般來講,在追求文明進步、批判落,後的封建制度與傳統文化時,中國人是向『大西方』看齊的,而在反抗西方列強的欺負壓迫時,則情不自禁地『大中華』 起來。近代以降中國看西方的歷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大中華』與『大西方』此消彼長、互為表裡的歷史。然而具體到日本,情況就不同,對日本這個曾喝自己的奶水長大,後來負恩殺師的『東洋二鬼子』,中國人自然不會有好的情感。如果說中國面對西方時,是『大中華』、『大西方』二元對立、互相轉換的話,那麼面對日本時,就是『大中華』與『大西方』合流,固有的文化優越感與一種歷史的勢利——崇洋媚西有機地膠著在一起。這導致中國學子在日本留學時深感『讀西洋書,受東洋罪』之苦,其情形正如錢鍾書在小說《貓》裡寫到的那樣:『中國人對日本文明的態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為西洋太遠,只能把日本偷工減料的文明拿來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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