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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之前,煙民們基本上都處於『飢不擇食』的狀態,有盒煙抽就可以了,管它什麼牌子的。後來,煙民們迎來了『文藝復興』,一時間抽什麼煙的人都有了。
在上海的裡弄裡,那時最常見的煙是『飛馬』,一般都是自己抽,不能當做禮品送人。『大前門』算是中等,『牡丹』就很過得去了。那時候我正在上小學,拍煙殼子是當時孩子們最喜歡的游戲。因此,雖然不是煙民,我對於香煙的檔次卻很了解。『飛馬』的煙殼子在游戲中分值最低,沒有人刻意去尋找。有人抽『牡丹』、『紅雙喜』時,就會有孩子站在他身邊,等著他抽完,把煙盒送給自己。
我們家對面的劉家是樓裡的『大戶人家』,因為劉老伯的大兒子是飛行員,工資很高,且見過世面。每每劉飛行員回來省親,他家便坐滿了去串門的鄰居。作為孩子,我們也很喜歡劉飛行員,雖然他經常牛哄哄的,不過可以給我們『中華』的煙盒,那可是分值最高的。
後來弄堂裡又出現了兩三個偶爾抽『中華』的人物,劉飛行員便不時抽起了洋煙,那些牌子大家從來沒見過,不過煙盒很好看。劉飛行員在裡弄煙民中的NO.1地位,由此巋然不動。
上海人是精明的,又喜歡『別苗頭』(上海話,指比高低,爭風頭)。劉飛行員在資源上得天獨厚,其他人沒法和他攀比。但很快有人另闢蹊徑。比如樓下的小馬,不知從哪裡弄來一只煙斗,每每當著眾人裝煙絲,然後點燃了,很享受地吸著。煙斗和煙絲是很小眾的東西,一般人都不知道在哪裡可以買到,所以小馬很是出了一陣子風頭。不過時間久了,人們對這種另類的事物也都習慣了,所以要『別苗頭』,還是得靠抽好煙。
上海人吸煙,消費量大多不大,後來我到了湖北,發現這裡人買起煙來就很猛了。每天消費一兩包,是很平常的。原因在於不管認識不認識,只要彼此說上話了,就要互相撒煙。有時在場十幾個人,一包煙瞬間就沒有了。有些人常常笑話上海人虛榮,每個月收入一大半用去買行頭,包裝自己。對於收入較低、社交較廣的湖北人,其實情況也差不多,只不過他們把上海人買行頭的錢,拿去買煙包裝自己了。
吸煙者一般都有自己的口味,不過流行趨勢往往影響著他們的選擇。最近的同學聚會,阿蘇看到席間大家都在抽一種本地煙,便說:『你們怎麼抽這種煙,沒檔次,抽我的。』說著掏出自己的名煙來『扶貧』。『你十多年沒有回老家,OUT了!我們抽的這個牌子,最貴的都156元一盒了,還沒檔次?』有位經商的同學笑阿蘇落伍了。阿蘇很是驚訝:『這種煙也有這麼貴的?真是世道變了,以前都是一塊多錢一包,搬運工抽的。』過了幾天,在街上遇到阿蘇,他掏出來的也是本地煙。看來只要價格上去了,檔次也就上去了。
『哥釣的不是魚,是寂寞!』這是一句網絡流行語。對於一些煙民來說,抽的也不是煙,是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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