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發言人英格朗

　　▲英格朗原本是一位歷史學家，自去年上任瑞典皇家學院常任秘書以來，英格朗已經兩次打開他背後的那扇門，分別宣布了赫塔·穆勒和略薩的得獎，這是他作為諾貝爾文學獎頒獎機構瑞典皇家學院常任秘書一職的工作之一。

　　一個以皇家風格設計的大辦公室，中間是一張歐式風格的桌子，供客人來訪時使用，主人的工作臺則偏安一隅———這是瑞典皇家學院常任秘書彼得·英格朗的辦公室。在辦公室的一角，有一扇帶著金色門把，雪白而緊閉的門。10月4日，英格朗打開了這扇大門，在來自全球無數家媒體的鎂光燈前，宣讀了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名字及授獎詞。

　　記者直擊瑞典皇家學院現場，揭開了這位『發言人』的神秘面紗。在采訪中，他回答了有關諾貝爾文學獎評選以及爭議的問題。

　　新京報：你能否介紹一下你這個職務在諾獎評選中的角色。

　　英格朗：常任秘書是從18位諾獎評委中評選出的。諾獎評委的主席是輪流替換的，而常任秘書則是常任但並非終身的，我的前任在這個職位上工作了十年。我同時也是諾獎文學獎評委中的一員，不光參與皇家學院的工作，也參與評選工作，但是，我在整個評選過程中沒有任何特權，我和所有人一樣只有一票，我另一個任務是宣布文學獎得主。

　　新京報：你在這個職位上任職了兩年，感覺如何？

　　英格朗：我只是一名歷史學家，習慣於坐在桌前研究，所以這個任務是我感覺不太自在的，當我開門，走出去時，面對所有的鏡頭、鎂光燈，我非常緊張，但這也是很自然的，所有的媒體鏡頭都讓人緊張。

　　新京報：據說諾獎評委中總是存在很大的分歧，今年的評選是分歧較多還是比較意見統一？

　　英格朗：我沒法告訴你我們內部的評選過程。所有的評選工作都要保密50年，50年後再把文檔公開。我只能說，獲獎得主必須獲得明確的絕大多數人的投票。當然，討論永遠都是存在的，這是應該的。對於文學本來就不應該只有一種單一的看法，這樣是唯一正確而得體的方式。只要這些分歧不演變成互相排斥的衝突，人們不會互相惱怒。

　　新京報：略薩，已經入圍多年，為何現在纔獲獎？

　　英格朗：作為一名作家，並非一入圍就獲獎的。評委們會追蹤一個作家很多年。我們有一張候選人名單，有的時候，作家登上了這個名單，有的時候，也會掉下名單，可能在候選人名單上消失十五年、二十年的，然後又回來。我自己就注意到一個作家掉出了名單，但後來又回來了。

　　新京報：什麼原因導致作家掉出候選名單？

　　英格朗：其一，可能是因為他停止寫作了，或者寫了幾本較弱的作品，因為作家的生產總是在起起伏伏之中的。其二，評委同樣也有起起伏伏，老評委去世，新評委進來，學院的意見就會發生變化。

　　新京報：你在不久前對外提到，諾獎的確是以歐洲為中心的。

　　英格朗：今年獲獎的就是美洲作家。你不能用太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諾獎文學獎。如果從國籍來看得主的話，法國作家佔最多，有13名，第二個是英國作家，有11個，第三個是美國作家，但即使是這樣，這樣看待諾獎也並不合適。如果從語言來看的話，我們有大量的得獎作家是代表英語語言文學的。如果僅僅看得主是哪個國家的，那這個獎的確是以歐洲為中心的，這不是觀點，而是事實。但是，更公正的評價諾獎的方式是從語種來看，我們有很多語種都被極大地忽視了。

　　新京報：中文是被忽視的語種嗎？

　　英格朗：對於一些語種，如英語、意大利語、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包括中文，我們評委都是能夠控制的，但是我們也有很多語種沒法控制，對於那些翻譯很少的語言，以及作品還沒被翻譯過來但我們感興趣的作家，我們有特別的翻譯顧問，文學專家，會在一個高度機密的過程中給我們提供諮詢。

　　新京報：中國文學界似乎對北島很看好。

　　英格朗：我們不能公開談論任何作家，否則我們就會處於外界的壓力之下。但我可以說的是，我們是徹底獨立的結構，沒有人能夠乾預我們的決定。

　　新京報：請談談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總體看法？

　　英格朗：我也沒法談論一個國家的當代文學，否則人們會作出太多的猜測，而我也只是評委中的一個，只有一票之權，談論中國文學有點太自作主張了。此外，我只是一名歷史學家，不是中國文學的專家，盡管我了解一點，但是我沒法冒險來談，否則會被視為暗示。我只有待那扇門打開了，纔能告訴世界誰獲獎了。

　　新京報：諾獎文學獎每年都會得到不同的評價。

　　英格朗：如果你看近年來的頒獎，的確有時候做了非常好的選擇，而有的年份中的選擇，連我個人都覺得奇怪。但是，重要的一點是，不要把我們視為文學界的梵蒂岡。文學獎評選不是做很精確的科學，我們沒法測量，看哪個作家最重，必須獲獎。

　　新京報：諾貝爾獎評委在意外界的反應嗎？

　　英格朗：今年略薩的獲獎得到了普遍的好評，這是好事。有的時候，比如去年，我們給了德國作家赫塔·穆勒，有很多媒體尤其是美國的報紙就表現出疑問，會出現『誰是穆勒？』這樣的問題，我想這是沒法避免的。

　　新京報：穆勒得獎後，有人說諾獎可能會毀了她。

　　英格朗：得獎會讓這個人的生活，至少在一年之內出現很大的波動，但是，我們沒法去顧及這個作家怎麼應付媒體和整個世界。評委中的確有討論過，諾貝爾文學獎是否會成為某位作家的『死亡之吻』，然而最近有一名瑞典學者做了大量的研究，翻閱了所有諾獎得主的資料和成就，看這個獎是否真的會成為『死亡之吻』，結果發現，這麼多年來，只有一位作家身上真的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那就是約翰·斯坦貝克(美國作家，《憤怒的葡萄》作者，196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但其他所有人在得獎後都在繼續創作。有的時候，得了諾獎看起來像是『死亡之吻』，但那是因為這些得主們得獎的時候就已經年紀很大了。

　　新京報：諾獎評委會受到媒體報道的影響嗎？

　　英格朗：如果真的要有影響的話，那也只能是反面的影響，比如我們看到外界有很明顯的推動某位作家的宣傳，那麼學院的一些評委就會出現反面的反應———為了顯示我們是獨立頒獎的機構，我們則更不應該給那位作家頒獎，否則就會顯得我們受到了外界的壓力。宣傳沒有任何作用，如果有作用的話，那也是反面的作用。

　　新京報：有人說，『異議分子』作家更容易獲獎。

　　英格朗：美國媒體批評諾獎文學獎大多給了左翼歐洲作家。比如品特獲獎時，包括他發表了攻擊英國政府和美國伊戰政策的得獎發言時，都湧現了非常多的討論。學院當然也不是在一個政治真空中，但你看今年我們的獎就給了右翼作家。如我所說，我們沒有被政治和個人左右，不會去看作家的黨派傾向，只看文學成就本身。學院內部本身就沒有一個統一的政治傾向，評委自身就有著不同的政治看法。

　　新京報：諾獎歷史上錯過了很多優秀的作家，他們都紛紛過世了，今後有可能會出現某種針對過世作家的紀念獎來彌補這些失誤嗎？

　　英格朗：諾獎的確錯過了很多好的作家，但是之所以不頒給過世者，這是因為，第一，這是諾貝爾的遺願，必須把獎金頒給在世的作家；第二，如果開始給過世作家頒獎的話，那在世的作家永遠不會有機會得獎了。我們可以致敬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甚至中國古代的作家，但我們只能把獎金給在世的作家。(記者金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