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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眼裡,文學是有門檻的,官員不能弄文學,打工的人不能弄文學,甚至商人、軍人也不能弄文學。如果官員業餘時間一定要搞文學,自娛自樂可以,萬不可真把自己當文學家,還要加入作協,到文壇評獎,與文人爭利什麼的。所以,一旦有官員寫詩,又堂而皇之地得了魯迅文學獎,便很自然地引發了文壇地震。
我不想對具體的人或作品發表意見,我想理清的是為什麼世人會有這樣流行的看法?這與當前的政治生態有關。時下的官場雖然講究學習,但那通常是指學政治、經濟、法律等所謂有用的知識,文學、書法、繪畫不過是陶冶性情或者消遣娛樂、附庸風雅的玩藝兒。在有的地方,愛好文學甚至是不務正業或政治不成熟的表現。在某些領導的潛意識中,文人是不適合做官的。為什麼不適合?因為文人自由散漫,而政治要求高度一致;因為文人講真情實感,而政治要求權謀、善變;因為文人老替百姓說話,而政治要求有大局意識……
矛盾論講對立統一,文人與政治的矛盾也是對立統一的,就是說,許多看似矛盾的地方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的。比如,文人講真情實感,習慣從百姓的角度思考問題,那麼他們就能及時而全面地了解百姓訴求,一旦當人民內部矛盾爆發的時候,他們就會迅速發現癥結,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而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員,卻往往因為與百姓的過於隔膜而得不到群眾的理解,反而會激化矛盾。這一點,在『文人治國』的宋朝,可以看得很清楚。以蘇東坡為例,他是一個典型的文人,吟詩作畫,無所不精,可是他的施政也極有手段,總是心系蒼生,為民請命。他到杭州的時候,遇上糧食欠收,立即上奏朝廷,要求緩交貢米,並從鄰近地區收購糧食,把義倉裡的存米投放市場以平抑糧價,結果全州沒有一人餓死。而十多年前的一次飢荒,杭州地區曾餓死過50多萬人!任揚州太守的時候,他發現州吏正忙著准備一年一度的『萬花會』,需用芍藥花幾萬朵,完全是硬性攤派,勞民傷財,便果斷地下令停辦。這一切,為什麼他的前任、他的同僚做不到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文學的滋養使東坡一直是一個性情中人,混跡官場多年而不被異化,真正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在那樣一個崇文的年代,一個官員不會舞文弄墨,那纔叫丟人呢。盤點一下當時的官員,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哪一個不是赫赫有名的文學家、史學家?即以現代而言,誰敢小視毛澤東的詩詞和書法成就?那可真是『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當年,郭沫若和毛澤東的唱和,是極為風雅之事,誰敢說那是不務正業,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現?
其實,官員文學、打工文學之類的提法本身就頗為荒謬。對真正的文學而言,寫作者的職業、性別、貧富等等,都是外在的因素,關鍵是看他的文字是否真實地表達了他的情感和思想,這些情感和思想是否具有打動人心的力量。魯迅先生在談革命文學的時候說過這樣一段話:『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者」,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裡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裡出來的都是血。』同樣的道理,一個官員是不是真的文學家,要看他的文字是真情實感還是無病呻吟,是把文學當作自己的存在方式,還是在附庸風雅,這些分清了,那麼其文學水平之高下也就一目了然了。
我想,人們不會無緣無故地排斥官員文學,人們所排斥的是他們把官場的請托送禮之風帶入文壇,污染了原本聖潔的精神殿堂;就像人們不會無緣無故地仇富,人們所仇視的是那些靠不正當手段攫取財富的人。在我看來,如今,好的官員作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如果官場上真的矗立起幾個韓愈、柳宗元、王安石、蘇東坡,那麼,官員獲文學獎之類的話題也就不成其為話題了。徐懷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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