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和日本對於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的垂涎早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奧巴馬亞洲之行，先後給印度、日本開出支持『入常』的支票。兩國上上下下不少政要對此興奮不已。國際輿論普遍認為：美國希望借此拉攏印度和日本以制衡中國。這樣的解讀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就是，中國可能成為日印『入常難』的一大潛在阻力。然而事實真是如此嗎？

　　2005年，印度、日本、巴西、德國曾結成『四國同盟』，打著聯合國改革的旗號，宣示將為『增常』采取一致行動。為了獲得其他會員國支持，他們還撒出了大把鈔票，但最終卻功敗垂成。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盡管國際社會對於聯合國改革的呼聲日高。然而，改革的主要目標是如何提高聯合國運轉的效率和有效性。而五年前的改革方案，如果將重點簡單化為增加幾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這顯然不能獲得國際社會廣泛認同。

　　安理會『五常』架構和『大國一致』原則的形成盡管有著不盡完善之處，但這種安排能在六十多年時間裡，能有效防止世界大戰的再次爆發，就說明它是符合歷史潮流的，有利於保持國際社會的力量均衡。然而，這並不等於說安理會就沒有必要改革，只是目前的主要問題是對於什麼國家有資格，國際社會對此並沒有共識。比如，日本稱，它所繳納的聯合國會費世界第二，理應成為常任理事國。當然，會費貢獻固然是一項參考指標，但是並不能等同為『入常』的標准。如果以此劃線，那麼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早就該被『下課』，直接把G7作為常任理事國豈不更簡單？而在G7已經開始漸漸淡出歷史舞臺的情況下，以經濟劃線的觀點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無論安理會的地位多麼顯赫，它的改革都應當被納入到聯合國的整體改革進程中，並且符合整體改革的目標和步驟。在沒有足夠的國際共識下，貿然對這個負有安全責任的核心機構進行改革，風險無疑將十分巨大。早在1944年，各國代表在規劃《聯合國憲章》之時，就曾一致認為，只要突破5個常任理事國規模，理事會必然面臨提出進一步增加常任理事國席位的要求，這將陷入混亂。現實情況是『四國同盟』成員就承受著相當大的國際阻力，引起了鄰國的強烈不安：反對德國聲音最強烈的是意大利，反對印度聲音最強烈的是巴基斯坦，類似的情況還發生在巴西和阿根廷以及日本和多個鄰國之間。

　　此外，另一個十分核心的『增常』門檻是，法律依據是否足夠。現有5個常任理事國的產生，就是非程序性的，現行的《聯合國憲章》沒有規定與『增常』相匹配的法定程序。美國也承認這一點，美國代表曾提出將『增常』條款列入基本文件，但因多國反對，後來不了了之。

　　綜上所述，奧巴馬承諾支持印度日本『爭常』，可以說實際意義相當有限。不過，這對奧巴馬來說也是一筆毫無成本、只賺不賠的買賣：倘若印日『入常』成功，美國自然居有保舉之功；而若失敗，則必將進一步加深印日與中國的猜忌。其實，印度和日本對於奧巴馬給的糖究竟有多甜，彼此心知肚明。『迎難而上』只能說明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但對於中國而言，金融危機後，中國已經站在了國際舞臺的中心。可自身真實的實力與當前的位置並不完全匹配，應盡力避免過多地承受國際矛盾。在類似於聯合國改革問題上，也作為安理會『五常』之一，盡管中國的態度是向來是積極的，中國領導人過去在許多國際場合反復聲明過立場和看法，但同時，與時俱進也十分重要，類似『奧巴馬送禮』這樣的情況，未來可能還將以不同的形式不斷出現，因此，我們應該不失時機地及時闡明自己的最新觀點，而且要把道理講明白、講透徹，避免被別有用心的輿論渲染成阻撓聯合國改革的角色。

　　(作者為本網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