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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關於北京大望京村拆遷的後續調查,引發了『暴富拆遷』的話題。拿寶馬車當黑車拉客,一年經歷上百起官司……大望村村民們拆遷後的戲劇人生,再次激發起人們關於『暴富拆遷』的追問。
有人說,『暴富拆遷』顛覆了傳統的致富模式,因為財富來得太快、太容易,許多農民都不知如何與財富相處,以至少數人過起了游手好閑、斗富比奢的日子,更有甚者,因賭博或『衝動消費』,瞬間返貧。於是,輿論紛紛熱衷於討論拆遷戶們『暴富』後的人生,並急於要給他們指明一個符合傳統道德規范的未來。
拆遷致富者的戲劇人生可以通過消費行為引導和道德教化而改變嗎?要弄明白這個問題,先要回答另外一個問題——誰導演了拆遷致富者的戲劇人生?
『暴富拆遷』下的村民們其實並非是真正意義上的『暴富』。盡管,隨著拆遷補償協議的簽訂,一夜之間,村民們從擁有幾間瓦房的農戶,變身為擁有城市商品房和百萬、千萬存款的富人。但對於從此失去土地的村民們來說,這一夜之間湧來的財富是源自家族幾代人對這片土地的辛勞耕耘;這些財富同時透支著這片土地上幾代人的未來。既然不是一夜『暴富』,『暴富』的心態何來?
表面上,是累積的財富一夜兌現,衝擊了農民固有的生活觀念和生活方式,數慣了零鈔的手,不知如何承接財富之重。事實上,當我們將目光投向這些拆遷戶的生存環境就會發現,那些所謂的『衝動消費』、斗富比奢,不過是經歷了巨大的貧富懸殊壓力之後的一次瘋狂的宣泄。
從目前媒體所報道的『暴富拆遷』事件來看,舉凡『暴富拆遷』地都是經濟發達城市的『城中村』,北京大望京村如是,深圳崗廈村如是,廣州天河區新塘城中村亦如是。這些城中村的住戶大多擁擠在低矮的棚戶中,行走在狹窄、崎嶇的道路上,忍受著下水道的惡臭,時時為混亂的治安而提心吊膽。城市的繁華近在咫尺,卻始終無緣親近。巨大的貧富落差之下累積起來的對財富的欲望一旦被點燃,便如火山般熾熱噴射。
貧富兩極分化不除,由貧而富的身份轉換中,必然會伴隨著『暴富』心態。從這個角度上而言,我們與其關注『暴富拆遷』下拆遷群體的生存狀態,不如更多地關注包括『拆遷』政策在內的公共政策的公平性,避免社會貧富分化加劇。盡管,從對拆遷戶個體權益的尊重與保護來看,『暴富拆遷』已遠比『暴力拆遷』更文明、更進步,但同樣記錄著拆遷時代的混亂與無序——一如專家所言,能夠承擔高昂拆遷費的,畢竟只是少數經濟發達地區,它們的大手筆可以平復一地拆遷戶的情緒,卻會加劇大多數被拆遷戶不平等的感受。
只有在法律層面上厘清土地的價值,明確界定拆遷補償標准,纔能避免極端拆遷事件的發生,避免一邊是『暴力拆遷』而致人死傷的事故不斷,另一邊,巨額拆遷補償款催生了無數百萬、千萬乃至億萬富翁;避免抵死不從的逝者的悲涼與巨額補償下生者的狂歡同時呈現的吊詭畫面。(郝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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