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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石河子監獄的1號綜合樓裡,囚犯牛玉強以『窩囊』而聞名。
打飯的時候,大師傅給別人盛兩勺菜,只給他盛一勺。他常要加班做工,回來時,獄友們大多已睡了一覺。
但他從不申訴,也不抱怨。以至於,有人給這個1963年出生的瘦子起了個外號:植物人。
有一次,一個年輕的囚犯指著牛玉強的鼻子說:『就你這樣的,都給罪犯丟人!』
他的確太老實了。即使是和最熟悉的獄友說話,他也習慣性地埋著頭,聲音小而緩慢。
獄友們侃大山時,他就一個人坐在床邊,翻出兒子的照片,看一遍,再看一遍。
『你是頂罪進來的吧?』在走廊上或食堂裡,常有陌生的獄友這樣問他。
他們大都不知道,眼前這個已經謝頂的中年人,曾經被判『死緩』,而他背了26年的罪名,叫做流氓罪。
監獄裡的大部分囚犯都不知道這段往事了。算上牛玉強在內,當年因為流氓罪而服刑的囚犯如今只剩下3個,而按照預計刑期,牛玉強將是全中國最後一個走出監獄大門的『流氓』。
1983年,我國開始第一次『嚴打』,9月,《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公布,6種犯罪行為被大幅提高量刑幅度,其中,流氓罪列於首位。
到處都是警察。每天都有人被押往公判大會,每天都有『犯罪團伙』被搗毀。
北京京棉二廠的模范員工韓秀金一度認為這與她毫無瓜葛。但就在當年初春的一個晚上,大女兒牛玉燕和二女兒牛玉紅哭著站在了工廠門口。
兒子牛玉強出事了。
根據後來送交韓秀金的《刑事判決書》描述,牛玉強參與了流氓團伙『菜刀隊』。他犯下的罪行包括:持械搶劫一名男青年,搶走一頂軍帽;糾集同伙,將劉紅家的窗玻璃砸碎;糾集同伙,威脅與毆打一名叫許林的青年。
對他的量刑是: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時至今日,75歲的韓秀金依然能清晰記得大喇叭廣播裡高亢的聲音:『從重從嚴從快,絕不放過一個壞人!』
『做夢也想不到大強敢打人!』2010年12月5日,幾個老鄰居聚到牛家,仍然忘不了當年的驚訝。
關於牛玉強的一切記憶都和『流氓』無關。他小時沈默、靦腆,喜歡畫畫,最喜歡畫的是馬。
他從來不穿髒衣服,比兩個妹妹還喜歡照鏡子。他很小就會學了做飯,而且喜歡做飯。
街坊們都說,大強像個大姑娘。
但在韓秀金看來,毀就毀在『太大姑娘了』。
在京棉廠宿捨大院兒裡,沒上學的孩子有十幾個,他們拉幫結派,沒考上高中的牛玉強也『入了伙』。韓秀金說,大強的性格是別人說東,他肯定不敢說西,『不敢不去啊』。
在孩子們裡,他的歲數最大,卻只能當『小弟』、『跟班』。韓秀金堅持認為,兒子是想脫離他們的,好幾次,有『大哥』來找他的時候,他都會躲在門後,衝著母親做出『說我不在』的口型。
後來,這群孩子成了『菜刀隊』,其中有兩個,被判死刑,立即執行。這個被粉碎的犯罪團伙,沒有一個罪犯超過20歲。
1984年,沒被槍斃的流氓犯都被送到石河子監獄勞動改造。牛玉強也在其中。
回首一起服刑的日子,當年的獄友劉海龍對牛玉強的評價是,『一腳踢不出個屁來』,『太窩囊』。
他愛抽煙,卻從不給管教『上供』。大伙陪著獄警『嘮嗑兒』,他卻悶著頭發呆。
睡覺的時候,他被安排在30米長大通鋪的最盡頭,離他半米遠處,是兩個大桶,一屋子囚犯的拉撒,都要在桶裡解決。
『好事兒准沒他,苦活累活一准兒找他。』田躍進是牛玉強的老鄉,他曾試圖『提點』牛玉強。但他說,『牛玉強跟我們真不一樣,別說監獄,就算在社會上,也是一受欺負的主兒』。
牛玉強似乎只有一個念想:『勞積(勞動積極分子),減刑,勞積,減刑。』『沒有人比他更聽話。』劉海龍說,牛玉強從不叫苦,也不申訴,『就拿自己當牛,當馬。』
勞改的工作是修水庫,要運沙土上山。別人拉五六百斤的沙土,牛玉強拉七八百斤。劉海龍記得,牛玉強個子太小,拉車時稍一低頭,就只能看見車在走。
1990年,因在服刑期間表現良好,牛玉強被連續兩次減刑,改判為有期徒刑18年。就在同年,由於超強度的體力勞動,他患上了嚴重的空洞性肺結核。
年底,他被老父親接回北京,體重不足90斤。
1991年,石河子監獄方面組成的保外就醫考察組曾來到牛玉強家中。經過評估,做出續保一年的決定,但據牛家人介紹,之後再沒有人來過。次年,牛玉強大病初愈。
街坊們說,大強變得更蔫兒了。
他很少出門,只是悶在家裡寫思想匯報,然後送到派出所,送到居委會,送到街道的司法所。他很少跟人說話,碰見街坊也會刻意低頭,甚至買菜時也從不講價,理由是『避免吵架』。
1996年,在朋友介紹下,他開始與朱寶俠處對象。頭回見面,他第一句話就是,『我是個犯人』。
妻子朱寶俠說,嫁給牛玉強,純粹是圖他老實。
在監獄裡,牛玉強的右胳膊落下了習慣性脫臼的毛病,有時睡著覺就會脫臼。但他不去醫院,30元接一次,他嫌太貴。他讓老父親使勁兒幫他往上推,疼得嗷嗷叫。
街坊們說,結婚這麼多年,沒見小兩口『紅過臉』。『紅,怎麼不紅。』朱寶俠突然捂著嘴笑,她說,一發生分歧牛玉強就不說話了,把意見都寫在紙上,再塞過來。
2000年,他們生了個兒子。一到晚上,牛玉強就抱著兒子,哄他睡覺。朱寶俠一度以為,日子就會這麼平凡地過下去,還有點幸福。
不過,2004年4月,這種日子到頭了。兩個穿深色夾克的獄警突然來到牛玉強家,要帶他回新疆服餘刑。
『怎麼14年了都沒個信,說帶走就要帶走了!』朱寶俠急得直跺腳,牛玉強卻不說話,一扭頭進了裡屋。朱寶俠再三央求,獄警答應明天再來押人。等她送客後回到裡屋時,牛玉強已經收拾好行李,『就差裝鞋了』。
牛玉強是第二天中午離開的。臨走時,他沒說太多話,使勁抱了抱剛5歲的兒子。
到了監獄,他又一次遇到了田躍進。1984年,牛玉強剛進監獄時就認識了他。田躍進是直接被帶進面包車的,之前剛給上小學三年級的兒子洗完澡。
事實上,和牛玉強同期突然被抓回去的『在逃犯』,共有27人。而這27人被緝拿時,都已成家。
牛玉強後來纔被告知,保外就醫的十幾年被監獄認定為『在逃未歸』,將不算入刑期,他的刑期被順延到2020年2月21日。知曉這個消息時,家裡剛申請到『低保』,這還是牛玉強臨走前給居委會做義工,鏟電線杆上的小廣告,纔爭取來的。
石河子監獄向中國青年報作出的官方回復是,牛玉強長期脫離居住地,誰也找不到他,因此先後於1999年和2001年分別對其進行了網上追逃,無果後纔派人押回。但朱寶俠覺得不服,她說,大強恨不得每天都去派出所報到,怎麼就成在逃了。
長期跟蹤此事的《法制晚報》記者辰光,曾得到一份石河子監獄於1998年11月25日簽發的《提請對保外就醫罪犯執行監督考察通知書》的存根,上面有牛玉強的名字,辰光說,這就意味著直至1998年,監獄都承認牛玉強保外就醫的合法性,『誰也找不到他』一說極易被推翻。
另一個事實是,1995年,司法部監獄管理局曾對一起因獄警失職而引發的超期保外就醫案件作過批復,超期期間應計入執行刑期。
這讓朱寶俠有了一絲期待。她念叨說,牛玉強是草民,但草民也是人,『這不是法治社會麼,不相信法律,我還能信啥?』韓秀金則對每一個到訪的記者作揖。茶水剛喝一口,她就會起身倒滿。『大強進去的時候還是個孩子呢。』她顫抖著說,『2020年,他就是個老頭了!』
她覺得,兒子沒殺人沒放火,窩囊一輩子,憑什麼。
『牛玉強現在是太可憐了。』老獄友王友立告訴記者,在獄中,牛玉強患了高血壓,但為了不減工分,他拒絕住院。他比以前更沈默,每天快熄燈時,他就捧著兒子的照片看,看著看著就哭。
朱寶俠告訴記者,他們一年只被允許打3分鍾的親情電話。打電話的時間通常是大年三十,她說,只有那時候,一貫慢吞吞的牛玉強纔會起急,說話纔會『又快又大聲』。
他會戴上表。快到一分鍾時,他急著讓妻子喊老媽;快到兩分鍾了,他又著急要聽兒子的聲音。3分鍾太短了,短到他從來沒有說出過再見兩個字。每每掛了電話,一家三口都會抱頭痛哭。
平時,書信是一家人的唯一寄托,最近半年來,牛玉強寄回家的信越來越少,也越來越短。朱寶俠猜測,這肯定是因為『大強太累了』。她捧著一沓子丈夫的來信念給別人聽:『老婆我好困,就寫到這裡吧』;『為了兒子,我纔活著』;『我的信越來越少,你和兒子會生氣吧。生氣也好,那樣我就會打噴嚏,就能感受到你們了。』
在朱寶俠的房間,能找到很多釘在牆上的老照片,其中大多是兒子,從牛玉強離家那年起,她就經常為兒子拍照片,每年都拍,每月都拍,她說,等大強回來了,能再看兒子長大一遍。
老照片中,最大的一張是牛玉強夫婦的新婚照。那是1997年的11月8日,沒有婚紗,沒有鑽戒,他們只是『破天荒』地在廠裡的飯館擺了兩桌喜酒。照片裡,朱寶俠穿著煙兒色帶花毛衣,牛玉強則新買了一身藏藍色西裝。那天,牛玉強格外高興,少言寡語的他居然主動拉著新婚妻子,表演了一首《纖夫的愛》。
朱寶俠記得,當年的『流氓犯』貼著耳朵對自己說,『媳婦兒,我們要安安穩穩地過日子了』。
一個他們從不知道的新聞,就在1997年,《刑法》重新進行了修訂。此次修訂中,原流氓罪被正式取消,並具體分解為聚眾淫亂罪、聚眾斗毆罪、尋釁滋事罪等罪,量刑最高的可判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流氓罪的取消,被公認為中國法治社會日趨完善的標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