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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百萬家庭世界第三的背後
12月2日,國際知名的波士頓諮詢公司發布的《中國財富管理市場:機遇無限挑戰猶存》報告稱,2009年,中國百萬美元資產家庭的數量達到670000戶,位列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和日本。同時,中國財富市場從2008年底到2009年底增長了約28%,達到5.4萬億美元。
原本針對銀行等財富管理者的報告,泄露了中國的財富秘密。社會財富迅速流向富人的同時,中國的貧富差距也在日益擴大,迫在眉睫的收入分配改革正在艱難中謀求破局。
財富來自何處?
作為一份財富管理報告,波士頓諮詢公司很盡職地提醒:管理機構應該關注『財富來自何處以及如何被創造』。
報告起草人之一、波士頓諮詢公司大中華區的董事經理蔡輝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介紹,雖然企業家仍佔絕大多數,但『高淨值人士』 (指管理資產額超過100萬美元的個人)數量正在日益增加,包括企業高管、專業投資者和獨立型富人(指財富源於家庭成員資產繼承或贈予的高淨值人士,即富二代) 。此外,企業家群體正從房地產、制造業和大宗商品等領域向制藥和高科技等行業擴展。
在蔡輝看來,作為最早從金融危機中恢復的經濟體之一,有三大基本驅動因素幫助中國保持其財富創造的快速步伐:強勁的經濟增長,私營企業的崛起和資本市場的發展。
『中國的經濟總量在今年第二季度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加上政府一系列刺激經濟投資和刺激消費的計劃,讓更多的富人在強勁的經濟增長中登上舞臺。』
報告顯示,中國中產階級群體(包括擁有10萬美元到100萬美元管理資產額)的個人財富在過去五年內以年均超過12%的增長率增長。迅速崛起的中產階級為銀行提供了巨大的機遇,從2007年起,中國的私人銀行服務開始雨後春筍般出現。
波士頓的研究還發現,中國的財富地域正在擴張,『2009年百萬美元資產家庭所擁有的財富一半以上集中在六大地區:廣東、上海、浙江、北京、江蘇和山東』。而在中國十二五規劃中,中西部地區將吸引更多的投資,這將為財富從沿海地區擴展到內陸地區打下堅實的基礎。
『中國政府正致力於將經濟增長范圍擴大到這些沿海地區以外的區域,以創建一個更加平衡的經濟發展模式。』蔡輝說。
財富快速集中
報告同時指出,雖然中國的富人家庭已居世界第三,但只佔所有中國家庭戶數的0.2%左右。蔡輝向《中國新聞周刊》介紹,這一比例遠遠低於其他國家和地區,比如美國是4.1%、瑞士是8.4%,而香港則達到了8.8%。
盡管中國富人家庭佔總家庭的比例很低,其佔有財富比卻很高。同樣是波士頓公司,在其2007年5月發布的《2006全球財富報告》中曾提醒,0.4%的中國家庭佔有70%的國民財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亞等成熟市場,一般是5%的家庭控制國家50%?60%的財富。
2008年8月,美林集團與歐洲最大的諮詢公司凱捷諮詢在北京聯合發布的《2008亞太財富報告》指出,截至2007年底,中國共有41.5萬位個人資產超過100萬美元的富人。從財富平均擁有量來看,中國百萬富翁人均掌握資產達510萬美元,高於340萬美元的亞太地區平均值。
專家指出,中國財富向富人的集中度正在以年均12.3%的速度增長,是全球平均增速的2倍。『中國已成為全球財富最集中的國家之一』。
但是,財富快速集中的背後是日益加大的貧富差距。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08年社會藍皮書》顯示,近年來勞動報酬收入所佔國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基尼系數從1982年的0.249逐漸飆昇至2008年的0.47。這就標志著中國的社會貧富差距已超越了國際公認的基尼系數為0.4的警戒線。
與貧富差距相對應,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絕對差距也在逐年擴大。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介紹,目前中國的收入差距正呈現全范圍多層次的擴大趨勢。當前中國城鄉居民收入比達到3.3倍,行業之間職工工資差距也很明顯。
而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的2倍到3倍,如果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差距可能更大。截至2008年底,機關公務員退休金水平是企業的2.1倍,事業單位月均養老金是企業的1.8倍。
蘇海南認為,造成財富集中的因素十分復雜,既有市場自然選擇因素,有轉型期的特定結構性、體制性因素,還有腐敗、市場失序等非正常因素。『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市場因素的財富集中,甚至是市場經濟富有效率的表現。但中國要警惕非市場因素的財富集中』。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曾分析說,貧富急劇分化背後有兩大主因,一是腐敗,二是壟斷。而非市場因素的『財富集中』,正是當下貧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根源。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
隨著不同地區、城鄉、行業、群體間的收入差距加大,中國的分配格局失衡導致的諸多問題正日益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
去年兩會期間,部分委員呼吁,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己經走到亟須調整的『十字路口』,縮小貧富差距、解決分配不公問題十分迫切,『必須像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一樣,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
2009年8月,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在向全國人大匯報工作中提出,中國將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今年年初開始,中央高層同樣頻頻釋放信號,要求將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作為『十二五』期間的重點任務。
2010年1月8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體學習會上指出:『要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增加城鄉勞動者勞動報酬,增強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眾消費能力。』
2月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省部級主要領導乾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題研討班上講話時亦特別指出在做大蛋糕的同時,『把蛋糕分好,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
隨後坊間傳出消息,國家發改委正抓緊修改《關於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不久將上報國務院。但此後,這份被寄予厚望的『意見』卻遲遲沒有下文。
12月初,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在港出席『亞洲論壇』時透露,中國今年底或明年初將出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但他沒有透露具體內容。
多次參與收入新政征求意見的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牽涉到各種利益的博弈,這是其遲遲未出臺的最大原因。
楊宜勇說,這項改革很難入手,因為涉及太廣,它是一個各方面配套改革的結果。改革的最大阻力在於富人,在於高收入群體,還有壟斷企業和一部分企業主。壟斷企業的收入是肯定要改的一部分,也是難度最大的一部分。
『本輪改革沒有非常明確的時間表。但是中央提出2020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全面小康,這當中就隱含了國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化前提。目標年份應該瞄准2020年。』
多次參與討論的楊宜勇在接受采訪時深有感觸地說,分蛋糕最簡單的就是不能讓分的人先挑,應該讓公眾參與到切蛋糕的過程中來,『每一個人都是主體,類似於集體談判,一個公民自治的時代,不談是自己的事,談不好也是你自己的事。都不願意付出,都想搭便車,那就沒有便車可搭』。
遲福林說,必須推進政府轉型,對國有資本配置實施戰略性調整。縮減行政開支,降低行政成本,纔能有更多的政府收入用於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只有敢於在行政支出改革上動真格,纔能夠提振社會對收入分配改革乃至對整個政府的信心。』
而蘇海南則建議,應該把控制收入差距不合理擴大納入到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劃中去。他認為,財富集中是社會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原因之一,但對財富集中的情況要有區分,要保護合法收入,規范灰色收入,打擊非法收入。『當務之急,是對通過佔有資源、資本運作、權錢交易獲得的暴利群體加大收入調整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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