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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親王與恭親王兄弟倆並肩而立。在打倒肅順等顧命八大臣的祺祥政變中,醇親王的功績並不亞於恭親王。 |
『窩囊』王爺綿裡藏針
1884年4月,世界似乎被北京的『政變』弄蒙了。52歲的大清『總理』、恭親王奕訢,在執掌權柄23年後,被突然『雙開』,整個軍機處下崗。新的軍機處迅速組建,並且『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商辦』,恭親王的弟弟、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奕?實際接替了他的領導職務。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樞』。
與聰明外露、果決剛毅的六哥恭親王相比,排行老七的醇親王似乎多了些『老氣』,表現得更為低調、更為綿裡藏針,也更為大智若愚。時人就曾以『易中樞以駑馬、代蘆服以柴胡』的尖刻評價,認為這位新任總理的纔具,比起恭親王來實在只是『駑馬』、『柴胡』而已,這種評價一直延續至今。
在打倒肅順等顧命大臣『八人幫』的『祺祥政變』中,醇親王奕?的功績往往被掩蓋在慈禧和恭親王的光環背後:正是他帶兵將肅順和端華從熱被窩中抓住,完成了政變中最艱難、最有風險,也是最為關鍵的任務。在之後的『叔嫂共和』體制中,他執掌首都衛戍部隊的主力『神機營』長達30多年,實際上形成了恭親王掌握外交、醇親王掌握軍事的基本格局。在醇親王的主持下,『神機營』成為大清國軍事改革的『特區』,『添習火器技藝』、『改弓箭為洋炮』,甚至配備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克虜伯鋼炮、哈乞開思步槍、毛瑟後膛槍等。在裝備和訓練方面,遠超過李鴻章那更為著名的淮軍。
『叔嫂共和』的特征是『垂簾聽政』和『親王輔政』兩制並存,『親王輔政』是滿清親貴們能接受『垂簾聽政』的條件和前提。而醇親王不僅是皇叔,也是慈禧太後的妹夫,這注定了他能被大多數的人所接受。在慈禧眼中,這無疑也是對恭親王的一種制衡,盡管他在恭親王早期兩次被慈禧修理的時候,都義憤填膺地站出來為六哥說話,卻在第三次成為實施打擊的主力和實際的替代者。
醇親王在取代恭親王前,給世人的感覺相當『左』,比較保守、排外。對恭親王的改革,尤其『外敦信睦、隱示羈縻』的外交政策,他總是嗤之以鼻,建議太後『擯除一切奇技淫巧、洋人器用』,甚至兩次秘密上書,建議削弱恭親王的權力。
之前以高調的『極左』面貌出現的醇親王,一旦主政,便令人驚愕地實現了大轉身。在對法戰略上,他幾乎完全繼承了此前所批判的恭親王的『投降路線』,甚至走得更遠,令海內外觀察家們跌破眼鏡。當『極左派』們指責李鴻章對法屈膝時,老李氣定神閑地說:那都是恭親王和醇親王兩位王爺確定的方針,我老李無非是個執行者而已。
對於自己當看客時的『極左』言論,挑上擔子的醇親王承認自己『嘗持偏論』,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但事實上,從醇親王變臉之迅速和徹底來看,其之前的『極左』面貌,極有可能只是為了贏取『基本教義派』支持的一種手腕。在野的時候,站著說話不腰疼,可以指點江山、揮斥方遒,而一旦親自執政,為了兒子的江山社稷,他也就只能成為或者還原為一個現實主義者。
大清國第一輪改革開放,歷時三十多年。以『甲申易樞』為界,醇親王主政的後十年,與恭親王主政的前二十年相比,幾乎所有改革措施都沒有被中止,而且在海軍、鐵路、電信等基礎建設方面得到了更為長足的進步,尤其在新疆和臺灣先後建省,大大加強了對邊疆省份的控制。外交方面,醇親王也展現了與恭親王一般的靈活身段,以至於後世的主流史學家們批判這位『愛國王爺』一挑起管理國家的重擔,怎麼就和乃兄一般軟弱、一般『賣國』。這類似於恭親王當年發動政變,處決了肅順等人,卻幾乎完整地繼承了肅順的所有政策,尤其是重用曾國藩等漢臣的政策,將權力斗爭與政策連貫有效地進行了區隔,不因人廢事,更不因人廢制。更為吊詭的是,野史把恭親王、醇親王哥兒倆爭權傳得有鼻子有眼,實際上這哥兒倆時常聚會,並且共同感慨挑擔累、挑這副看客多多的大清擔子更累。或許,那種留在紙面的『爭執』,只是『前人撒土、後人瞇眼』罷了。
低調得近乎窩囊的醇親王奕?,其家卻一連出了兩任皇帝(其子光緒、其孫宣統),一任攝政王(其子載灃),兩個郡王(其子載濤、載洵)。道光皇帝的兒孫當中,風水幾乎都流往老七家中。
和恭親王一樣,醇親王成為二號首長、挑上國家重擔後,嘴巴立即閉上,尾巴馬上夾緊,而他對慈禧太後的態度,成為後人詬病的主要對象。主流的觀點認為,他在慈禧面前,比恭親王更能逢迎、更為軟弱,而最大的罪證就是不惜拿海軍軍費為慈禧太後建設頤和園,令北洋艦隊成為『房奴』。
頤和園的建設資金來源,一直是蒙在慈禧和醇親王、包括李鴻章頭上的陰影,普遍認為他們挪用了本該用於北洋艦隊的軍費,而直接造成了甲午戰爭的失敗。但這一指控,如同針對晚清的諸多政治抹黑一樣,是完全虛構和曲解的。
這一指控的來源,在於《翁同龢日記》(光緒十二年十月)。慶親王與醇親王見面,『深談時局』,醇親王請慶親王轉告翁同龢等,在為慈禧太後修建頤和園的問題上,要『諒其苦衷』,他的目的就是『以昆明湖易勃海,萬壽山換灤陽也。』這麼做的動機,與其說是逢迎慈禧太後,不如說是營造一種更為和諧、團結、吉祥的氛圍,一則表白自己的忠誠,讓領導放心,二則也希望老佛爺及早放手,使光緒皇帝能夠盡早單飛。這是一種無須言辭、心照不宣的表白。嚴肅的史學論證卻認為,此『勃海』並非北洋艦隊活躍的『渤海』,而與下句中的『灤陽』一樣,指代的是一處塞上行宮『白海』,其意思也就是讓慈禧就近在京郊修園林,而不是如同祖宗們那樣跑到更為遙遠的塞上去建行宮。
更為關鍵的是,為北洋艦隊預留的經費,是根據收支平衡的基礎所做的國家預算,眾目睽睽之下,根本沒有截留的餘地。為修頤和園而籌集的260萬兩白銀,雖然名為『海軍軍費』,卻並非來自財政撥款,而是各省督撫們的私人『報效』。醇親王同時監管頤和園工程和海軍建設,就將這筆款子以北洋的名義存入天津的外資銀行生息。取名『海軍軍費』,為的是減少輿論對中央的可能壓力,卻沒想到效果適得其反。實際上,圍繞北洋艦隊的軍備更新、擴充,爭論的焦點並非預算經費的運用,而是對軍事改革的不同應對思路。以翁同龢為代表的『清流派』,根本不顧及軍事技術革命的浪潮,對李鴻章提出的北洋艦隊更新方案橫加阻遏,認為噸位數已居世界第八就足以保衛海疆,在國家預算中大量縮減了北洋的軍費,導致北洋的相對戰斗力大為下降。
1888年,醇親王一度病危,自以為不久於人世。當慈禧太後與光緒皇帝去看望他時,他的政治遺囑就是『無忘海軍』,並且將當年(1886年)檢閱北洋艦隊時慈禧所賜的一塊如意,交給了光緒(醇親王兩年後方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