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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北京的擁堵問題再次引起國內外輿論的熱評。北京也正在發動民眾為政府治理擁堵而獻計獻策。但是,說實話,如果不建高架,不搞地下通道,我對北京解決這個交通擁堵問題是挺悲觀的。前途只能是越來越擁堵。不信,咱們走著瞧。
關於治堵的眾多善言方策中,有一條是建議先限公車的出行。據說北京的公車數量佔小汽車總量的四分之一。這真的是一個相當驚人的數字。我想這數字是可信的。北京嘛,首都嘛,那麼多的『公務』要忙,都不能不用車嘛。但這一百多萬輛所謂的公車每天是不是都忙在公事上,我懷疑。為什麼限行公車是最應該先做的事。理由如下:
一,如果做一個認真的調查,就能搞清,目前這麼龐大的公車隊伍中,每天真正用於嚴格意義上的公務活動的,絕對不可能是百分之百。這裡能擠出多少水分,我說不出一個准確的數字,但要說有一半左右是被各種各樣的非嚴格意義上的公務佔用了的,我想不會是很誇張的說法。
二,許多按規定可以享用公車的同志,他們中相當一部分都是有私車的。有的甚至還不止一部私車。在同一個人的名目之下,怎麼把這兩種車統一起來使用,其實只是一個最起碼的覺悟問題。政府可以給他們一些補貼,以滿足級別之需,就可以讓北京的街道上少許多完全可以少的車走動。
三,公車的使用能否限止在嚴格意義上的『公務』上?這很難。但這裡的水分確實挺大的。能擠出節能減排疏解交通的一個相當大的空間來。做到這一點,只能靠自覺。管車的人和他手下的人是不可能去限制的。而經驗告訴我們,完全靠自覺,的確是個過於浪漫的想法。但只要能自覺一下,我想每天也是能夠減少三分之一的公車行駛的。
四,先限了公車,在整個社會上就能顯示政府暢通北京的決心,纔能帶動私家車主們『自覺』起來。如果公車仍在肆無忌憚,要求私家車主受各種各樣的限止,他們最後當然是會想出各種各樣的對策來行各自的方便的,整個城市的擁堵狀況也會依然如故的。
說到底,我們如此龐大數量的公車,它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並不是在為公務服務。我說這一點,是有我自己切身經歷為證的。也許不能做普遍的佐證,但我對此是深信不疑的。比如說,我在我原單位工作三十多年,這是一個國家的大單位。在單位裡我也算得上是一個業務骨乾。三十多年來,無數次因公出差,沒有人給我派過一次公車。如果說平時的公差,不算什麼大事,那麼有一年,我被中央辦公廳邀請,參加中央政治局常委們集體『召見』的由北京知識分子代表參加的『元旦』和『元宵』晚會,這應該是規格很高的公事了吧。單位領導是一定知道這件事的。但仍然沒有人派一輛公車來讓我用一下。我也沒有請求他們派個車送送我。我於是只能高舉著中央辦公廳發的人大會堂停車證,先坐公交車,然後步行進入那高貴的會場。
如果說,我在原單位從來沒當上官,活該不夠資格享用『公車』,那麼在中國作協的一些經歷更能說明我們體制下公車到底是什麼性質的車了。我在中國作協是『主席團』成員。按作協章程,主席團是作協的最高領導機構。不說平時乾個什麼,要用車,這是根本不會去奢想的,作協組織作家代表團出訪國外,或者說作協要開主席團會,討論一年裡作協的重大工作方針,這都應該是極大的公事了吧?但每次出國訪問回來,或主席團會議結束,作協的同志有公車接回去了,我這樣的『主席團』成員照樣自己打出租回家。這麼多年的主席團成員生涯,只有一次坐過作協的公車,那是多年前,一次會議後,作協黨組書記金炳華同志忽然發現我必須自己打出租,他即興地派了他自己的專車送我回家。這也是在我整個三十多年的從業生活中,在和我有工作關系的單位中,唯一的一次享用到的『公車』。
我這麼說,大家不會說我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吧?但不管是不是能夠吃到這『葡萄』,這個葡萄確實是有點酸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