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選凝 香港媒體人

當張麻子在影片前五分鍾一錘定音去鵝城，久石讓的高亢旋律，伴隨高速攝影下姜文一行馳騁過膠片而雄渾奏響時，我便眼前一酸，霎時懂得，這部承載觀眾三年熱望的電影，是一場作者永遠做不完的《太陽照常昇起》之夢。他親手粉碎曾經真誠晦澀的個人創作幻想，唯獨這點情不自禁，割捨不下。

那場粉碎的別名，是商業成功。

每一位觀眾、影評人，甚至旁觀者都像被一把火點燃內心發聲渴望，投入轟轟烈烈的影片解讀。所有影片分析中被用得爛熟的概念都可以獻給這部電影———政治隱喻、社會批判、革命性、現實寓言、社會階層映射，更有令人叫絕的中西合璧。一切都很圓滿，東方『義氣』與西方『公平』殊途同歸、英雄主義與市井俗氣相互關照、娛樂至上的瘋狂解構下，人性本源光彩仍熠熠生輝。片子太過好，菲薄一句都招致萬人唾棄。

但我相信，穿透所有層巒疊嶂的光環，姜文寂寞刻骨。正如凱旋過後的張麻子，贏了天下，孑然一身。

當觀眾絞盡腦汁讀解影片的種種叡智『隱喻』，力圖從中指認現當代中國的一切困境時，他們只興奮於作者怎樣痛快呈現革命訴求和階級矛盾，仿佛尋獲越多這樣的『線索』同『暗示』，便越能證明自己心懷天下、與導演『英雄所見略同』。

他們忽略的是，電影本應具有誠意與承擔。

『以假亂真』不只是張麻子與黃四郎的一番真假博弈，更是作者同觀眾開的一場戲謔玩笑。電影內戲假成真酣暢淋漓：以假亂真，真卻反過來成就假。而電影以外，真假悖論悲哀的雙關性在於，『假』早已是被認可的一種新的『真』———社會現實如是，取悅觀眾亦如是。

姜文以男性沙文主義將所謂『革命浪漫』催化成為一場自戀透頂的空洞鬧劇；簡單粗暴的革命幻想，在一種插科打諢、不以低俗為恥卻反以為榮的小品式演繹裡，淪為浮泛的策略性故事。

作者懂得了將愚弄做到極致，反而能成就令觀眾頂禮膜拜的『真』———張麻子最終贏過黃四郎，並非憑借英雄無畏驍勇善戰，而是用一個『假』的黃四郎，騙過鵝城百姓，大家這纔一呼百應，民心所向。

張麻子的英雄之路，與師爺的騙局有何不同？

『以假亂真』纔能贏得薄名，這令眼高於頂的『英雄』姜文情何以堪。故而，『英雄』更加寂寥，最終獨享遺世孤絕。

這部如此精於隱喻的中國電影，一早已以『隱喻』指認自身，影射下毫無懸念的商業成功———觀眾從不介意承擔謊言，唯有創作者，難以面對自己『撒過謊』的靈魂。

姜文沿用久石讓為《太陽照常昇起》寫下的主旋律，鋪就張麻子一行熱血沸騰的鵝城之路，摯愛之情溢於言表。只是這一次，他可以高高在上、氣定神閑地說『讓子彈飛一會』，選取恰如其分的時間點令觀眾達到高潮，而無需如三年前般挖心掏肺向觀眾表白：『你是沒看懂，不是沒看見。』

從解讀各種『隱喻』中獲得虛榮快感的觀眾，自然不會理會影片的空間敘事缺陷———從白馬拉著火車到火車翻上天這段『讓子彈飛』的時間，運動軸線近乎為零，敘事構成完全依賴想象完成，視線關系在鏡頭語言中異常蒼白，全無時空接續性。換言之，這段作者最引以為傲、充分彰顯自身『從容』的時間，子虛烏有，根本是一處空間邏輯上的『硬傷』。

『電影時間』可以天馬行空調度，卻不代表在一個承擔敘事功能的時空中，可以生生『省略』一段敘事時間。

令觀眾相信確有這段『讓子彈飛』的時間，是依靠姜文的語言，而非電影語言。

假作真時，觀眾卻信其有，哪怕這次，他們『根本沒看見』，卻喜不自勝、激情澎湃，因為他們認為自己『看懂了』。

中國電影最悲哀的現實正在於，觀眾並不關心『看見』什麼，卻貪婪地在意著『看懂』了什麼。作者務必掌握一個精准限度———要讓身為電影受眾的廣大『城市中產階級』觀眾，在『看懂』與『看不懂』間備受折磨，纔能真正取悅他們。毫無『隱喻』便令觀眾『看懂』，是低估觀眾智商。而充滿對集體記憶的表述欲望，卻以太過『作者電影』的抽象氣質呈現，則是曲高和寡的《太陽照常昇起》。

因而，姜文收起了那些支離破碎的誠意，他用類型雜糅代入西部片元素與黑色幽默，中西雅俗惡趣味，怎麼好看怎麼來，連諷刺帶挖苦，臺詞曖昧混亂，外加戲謔自嘲撒潑耍賴。偷梁換柱，『以假代真』，看似通達解構，實則一場荒誕的集體狂歡。而文本以外，觀眾也狂熱呼應，以為『看懂』隱喻，就讀懂了『革命氣質』，家國天下，存乎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