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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時候,祖母和母親經常教育我們小輩人:『要記住別人對你的恩,不要記別人的怨。』
那時年紀很小,聽了只當耳旁風,並不理解這句話的真正意義。等到長大了,什麼人、什麼事都遇到過了,該是踐行這句話時,纔感覺到,『記恩忘怨』並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很多年以前,我在西北一家報社工作,報社的一位同事是個老報人,業務能力較強,搞過一些重要報道,可能就因為他為人太假,對人對事有些虛偽,說話不實(有些報道也不實),所以入黨、提乾都沒有他的份兒。
有一年搞『四清』運動,『四清』工作隊都是外單位派駐的,一開始對進駐單位的人不太了解底細,表面上看那位『老報人』很積極,就初步把他列為運動的『積極分子』。
那時候我是『摘帽右派』,不論什麼運動,差不多總是重點『運動員』。那位『老報人』自然要把斗爭鋒芒對准我。遺憾的是我與他從沒有過非工作性的接觸,他手裡沒有足以用來『表現表現』的材料。無奈,他假意關心,到我家『串門』,見我們家有一個蒙著印花臺布的『茶幾』,便佯裝很隨意的樣子揭開臺布看了看,原來下面蒙的是一個裝破爛的舊木箱子。茶葉筒他也打開看看,讓他很失望,裝的是茶葉末。有一個鐵筒煙盒,裡邊裝的是當時最便宜的『綠葉』煙……
他這次『串門』,雖然一無所獲,但最終還是挖掘到了有用的材料。當時報社不備公用自行車,一律由報社墊錢個人購買,分期扣款。兩個月前,我買過一輛120元的永久牌自行車,報社每月扣拾元錢。不久,國務院撥下來一筆給困難職工還債的款項,報社考慮我工資太低,就替我還了100元購車的欠款。
那位『老報人』是怎麼向工作隊提供的材料我不得而知,但是沒過幾天,工作隊的一位負責人便找我談話,大體上是說:國務院下撥的這筆錢是給職工還欠款的,你是『摘帽右派』,不應當享受這種待遇。我什麼也沒說,表示只要每月扣款別超過拾元,我沒有任何意見,我當時每月的工資只有肆拾元。工作隊同意我的意見。繼續扣了兩個月的欠款後,工作隊負責人又通知我:經過他們深入了解,認為我確實生活困難,剩下的80元錢以後不再扣了。
說老實話,工作隊不了解情況,我不怪;農村部的領導暫時『靠邊站』,說不上話,我也不怪。我最恨那個假積極的『老報人』。這期間我雖然也想起過母親和奶奶多年前的教育,可是這口氣吐不出來,心頭的記恨抹不掉,怎麼也忘不了,就想找個機會狠狠地報復他一回。
一年以後,我的一個戰友知道了這件事,給我講了一個故事:
阿拉伯有三個著名作家,一個叫阿裡,另外兩個叫吉伯、馬沙。有一次他們三人結伴外出旅游,行至一座名山時,馬沙失足滑落,幸而吉伯捨生忘死地救他,纔把馬沙從死神手裡奪了回來。馬沙就在附近的一塊石頭上刻下:
『某年某月某日,吉伯救了馬沙一命。』
三人繼續旅行,又走了幾天,來到一個河邊。不知為了什麼,阿裡與馬沙吵起架來,兩個人吵得面紅耳赤,越吵越凶,各不相讓。阿裡一氣之下,打了馬沙一個耳光。馬沙非常生氣,就在沙灘上寫下:
『某年某月某日,阿裡打了馬沙一個耳光。』
當他們旅游歸來時,阿裡已找不到馬沙在沙灘上寫的字,可是馬沙刻在石頭上的字卻依然清晰。阿裡問馬沙:『為什麼將吉伯救你的事刻在石頭上?為什麼把我打你耳光的事寫在沙灘上?』
馬沙微笑著回答:『永遠都感激吉伯的救命之恩;至於你打了我的事,隨著沙灘上字跡的消失,我已忘得一乾二淨了。』
這個故事對我觸動很大,也使我反省了許多事情,我被打成右派之前,『三反五反』運動,我是『打虎隊』,『鎮反』和『肅反』運動中,我都是依靠對象,是積極分子。我雖然沒有乾過給別人捏造罪名的事,或是落井下石,但是在一些與『綱』呀、『線』呀毫無關系的事情上,卻給人家上綱上線;還有對某些不大清楚的事情,別人捕風捉影地揭發、批判,我也『聽風就是雨』地跟著衝鋒陷陣,總之也傷害過一些人,也做過一些蠢事。為什麼允許自己做錯事情,而不允許別人做錯事情?
再說,有些事情也要歷史地看待,在那個極左的時代,有些人或出於對組織的忠誠與信任;或出於求個平安,自我保護;或出於思想簡單,過於相信別人的『揭發材料』;當然也有專門吃『運動飯』,想在運動中撈點什麼的。這些,基本上都屬於『時代病』,不應當把怨恨完全記在個人的賬上,對事情的是非曲直,要搞清楚,要總結經驗教訓,但對絕大多數當事人,則要寬容一些,要設身處地地想想當時的局面與形勢,好多時候是大勢所趨,由不得個人選擇。當然對於少數確實想在運動中投機的人,害人的人,他自己則應當深省。別人可以原諒你,你卻不應該自己原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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