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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當業是一種古老的金融行業,曾在社會經濟活動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早在上世紀初,歷史獨特的津城,作為中國北方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典當業一度非常繁榮。
據史料記載,天津典當業肇始於明代。開埠通商後,天津人口激增,商業日盛,典當業也隨之逐漸發展起來,開設者多為精明的山西人。1900年庚子之前天津有當鋪44家之多,其中城廂32處,周邊鄉村12處。1900年6月,英、俄、德、法、美、日、意、奧八國聯軍攻陷天津,城市慘遭劫掠,20家當鋪被劫,損失約500萬兩。當時參戰的英國軍士曾在《中國與聯軍》一書中,詳細記錄了蓄貴藏珍的當鋪,當時是怎樣被瓜分劫掠殆盡的。
戰後天津城廂內外僅剩13家當鋪,八國聯軍臨時政府都統衙門規定,當鋪對當戶被搶被焚各物免於賠償,利息減讓,一般以一分五厘取贖。此後,只有22家當鋪勉強維持營業,後增至24家,但營業狀況已不如從前。隨著租界的日益繁榮和治安的穩定,從1905年開始,越來越多的當商逐漸將重點遷移到了租界。
津城當鋪第二次劫難,發生在1912年3月2日(舊歷壬子正月十四日),天津發生壬子兵變,一夜間,闤闠精華焚掠殆盡,眾多商家損失慘重。事後據天津商會統計,『天津商業民居,共損失銀一千二百萬有餘。積蓄蓋藏,掃蕩淨盡,商業之欠內欠外,無從清還。』一切存貨都被掃蕩淨盡,各商家既無法償還欠款,被拖欠之款也收不回來。
民國以後,津城當鋪多開設於租界,雖經營環境有所改善,但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傷兵強當,直魯聯軍強用不兌換紙幣脅迫贖回當物,加之制錢銅元銀角貶值,當商依然損失慘重。
北伐戰爭以後,大局穩定,各業俱榮,富商大戶視典當業為穩定投資處所,所以將大量資金投向了典當業,因而促使該業又興盛起來。據1930年的調查,華界包括三個特別區共有當鋪25家,租界有47家,其中英租界5家,法租界23家,日租界17家,意租界3家。租界當商資本較華界為小,利率多為3分。
據1934年10月調查,天津有當鋪88家。其中華界有40家,租界有48家。
『七七事變』後,日本人利用特權,保護韓人,開設小押當,與華人當鋪競爭。其利息多在三十分以上,期限最多為一個月。押款雖然比當鋪多,但能如期贖回者很少。華人開設的當鋪利息仍為二分半,期限18個月,後因賠累不堪,紛紛停業。
抗戰勝利後,為了幫助平民資金周轉,穩定社會秩序,由『北四行』貸給資金,幫助典當業恢復業務,並將利息提高至十分,後又提高至十四分,十六分,當期改為三個月,雖然利息一再調整,但起色不大。1947年天津有典當業43家。至解放前夕,雖然名義上有當商60多家,實際上僅有20多家在營業,1951年全部結束。
天津典當業為何幾起幾落仍能發展?根本的原因是,天津典當業資本雄厚,且多為獨資經營。研究表明,在京津滬三大都市中,以天津的當商資本最為殷實。如北京最負盛名的八大恆,經常佔用的資金為二三十萬元,上海的當鋪雖然數量多,但也多系合資經營的小型典當。天津則不然,資本雄厚不僅多系獨資經營,而且佔用資金量大,最少的四五萬元,最多的達五六十萬元。如八大家中的楊家和卞家,以及曹錕、陳光遠等所開的當鋪,資金都非常雄厚,不需要向外借款,需要多少流動資金,隨時從各銀行、銀號存款項下調撥。
另外,天津典當業投資者眾多,身份各異,經理多為山西靈石、介休、汾陽人,有少數河北、北京和天津人。投資者中有富商大戶,有軍界人物,有政界人物,有周邊地區的大地主。如八大家中的長源楊家,在天津典當商中地位舉足輕重。在庚子之亂中,僅楊家就有15家當鋪被八國聯軍士兵焚毀;在壬子兵變中,楊家又有14家當鋪被亂兵搶劫。民國以後,楊家的當鋪遍布華界五大警區,後來在法租界也開設了當鋪。此外,振德黃家、楊柳青石家、土城劉家等都經營當鋪。如軍界人物張勛、曹錕、江西督軍陳光遠、吉林督軍孟恩遠、黑龍江督軍鮑貴卿等都在天津開設有當鋪。如政界人物袁世凱的族侄袁乃寬、國務總理潘復、津海道尹胡貞甫、安福系的王郅隆、直隸省長曹銳等人也曾在天津開設過當鋪。如河北省大地主也有幾家在天津開設當鋪。
從歷史角度看,典當業的興盛對社會的影響巨大,它不僅維持了小生產者的再生產,而且幫助生活有困難的貧民暫時渡過難關,避免了這部分人鋌而走險,危害現行社會秩序,對維護當時社會穩定有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