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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在滬出版的《清末時新小說集》,引起學界高度關注。這162篇小說文稿是清末西方人傅蘭雅1895年發起的『時新小說』征文比賽的參賽作品。
這批『時新小說』曾因針砭揭露社會弊害而開一時之風氣,比梁啟超發起的『新小說運動』還要早7年。學界認為,中國近現代『新小說革命』的起源時間很可能因此被改寫。
英國傳教士傅蘭雅被認為是近代將西方科技知識和書籍翻譯成中文最多的外國人。1895年6月,時任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譯館首席翻譯的他在《萬國公報》登出啟事:『求著時新小說』。他指出,當時社會有三大積弊:『一鴉片,一時文,一纏足。若不設法更改,終非富強之兆』,希望時人能撰寫小說,顯示這三大積弊的害處。近代文學史學者袁進認為,這是中國近代最早明確提出以小說來革除陳弊,除舊布新,開啟民智,感化民眾的設想。
梁啟超在1896年撰寫的《變法通議》一文中,曾注意到小說『變易風俗』的功效。
最後征集到的162篇稿件,擺脫舊小說模式,引導了晚清時期新小說的創作取向。令人遺憾的是,這些稿件隨著傅蘭雅的離華而湮沒在歷史中,以至於多數學者認為其已經佚散失傳。
2006年11月22日,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在搬遷時,無意間在兩個塵封已久的紙箱中找到了這批失落的原始手稿。原來,傅蘭雅離華後受聘出任該校首任東方語文講座教授,並於1902年擔任該校東方語文系主任。1928年逝世前,他將在中國數十年的藏書及文件悉數捐贈給了加州大學。
此次上海古籍出版社將162篇應征作品全文影印出版,忠實於原貌,還錄有不少當時信箋。據介紹,與梁氏『新小說』頗有不同的是,這批稿件多來源於普通社會人士,而非士大夫階層。由於選取了新的社會題材,不少作品除對當時的社會弊害進行揭露和譴責外,還積極設想改革方法,以促國家興盛富強,達教化社會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