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提著滅火器在京城居民小區裡巡邏守護，元宵節吃不上團圓飯在小區門口站崗，維持小區停車秩序卻無故遭到業主謾罵甚至腳踢，按規定在重要活動現場檢查身份證件卻被人說成是『看門狗』……這是25歲的山東農民孟令昇在京打工做保安9年來，腦海中存留著的一些對於保安工作的記憶。

　　他用一句業內常用的口號來形容自己目前的這份工作——『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遇事不賭氣』。

　　在團中央舉行的2011年『共青團與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面對面』活動現場，這個月薪1200元左右、過年都捨不得花錢回家的小伙兒沒有過多地向與會者抱怨自己薪水低、工作苦、生活難等問題，而是用了很大的篇幅講述自己在城市『得不到城裡人尊重，得不到社會認同』的感受和現狀，『可能在我發言的現在，就有像我一樣的保安正在遭受歧視』。

　　教育公平、情感歸屬成為社會融入難題

　　一家三口擠在一間十幾平方米的出租屋內生活，每月除去房租和生活費基本沒有結餘，帶孩子去醫院看病還要擔心可能負擔不起昂貴的醫療費用。

　　即使是這樣的生活，在北京市通州區某農民工子弟學校的聘任教師董佔翠眼中，已經是『過得不錯了』。她工作之初，每月薪水只有800元，現在已經漲上去了。

　　與孟令昇一樣，作為新生代農民工代表參加面對面活動的董佔翠也沒有把『工資低』作為自己發言的重點，她更關心的是自己三年級兒子的教育問題。

　　『附近的公立學校根本沒可能進去，跑去一問，都說名額滿了，不招孩子了。農民工子弟學校雖然條件差一些，但也只能這樣了。』她最擔心的不是工資低、生活條件差，而是孩子將來上初中、高中怎麼辦。『我兒子學習成績特別好，每次考試都是全班第一。』說到孩子的未來，董佔翠有些哽咽。

　　好不容易得到與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面對面交流的機會，來自江蘇徐州的苗晴思量再三，把自己認為最重要的兩個問題提了出來——一個是社保問題，一個是情感歸屬問題，工資待遇盡管也很重要，但她對此卻只字未提。

　　『公司給我交了四險，我自己也貼了錢，但這樣的保險我覺得一點都不保險。』苗晴供職於北京一家肉制品加工廠，是生產線上包裝班的班長，她算過一筆賬，不論自己現在繳多長時間的保險，一旦離開這座城市，自己照樣享受不到醫保，年紀大了照樣拿不到退休金。

　　在北京生活的3年多時間裡，她最缺少的就是家的溫暖，常常躲在被窩裡偷偷哭，想爸爸媽媽，想弟弟妹妹，『我自己再苦都沒有關系，一定要供弟弟妹妹上大學。』這個25歲女孩的最大願望就是有一天能把父母接到北京來看看。

　　為農民工維權，光靠嘴上說不行

　　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融入問題受到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關注，其中農民工權益維護、同工同酬、教育公平等問題引起了大家的共鳴，一些從事法律工作的代表、委員開始嘗試推動農民工工作方面的制度完善，甚至立法。

　　調查顯示，30.8%的新生代農民工有過被拖欠工資的經歷，30.6%的被偷竊過，16.8%的被詐騙過。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杜律師事務所管委會主席王俊峰建議相關部委設立專注於農民工工作的部門，專門負責架構對這一群體有效的組織管理體系。

　　『我們談保護農民工、為農民工維權，光靠嘴上一句話說說可不行，應該有一個基本的可以遵循的法律法規。』王俊峰主張適當加強農民工工作立法，對農民工融入城市有一個明確的制度保障，比如在一個城市工作多長時間，可以享受這個城市的居民待遇等。

　　與王俊峰委員類似，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成律師事務所主任彭雪峰也提到了維護農民工權益，完善農民工工資增長機制方面的建議。

　　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月收入為1747.87元，僅為城鎮企業職工平均月收入的57.4%，有61.7%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外來打工者與本地城市居民同工不同酬。

　　『同工不同酬違背了按勞分配原則，容易使新生代農民工產生不平等感。』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傑英注意到，同工不同酬問題會使新生代農民工對政府和社會產生不滿情緒，甚至仇視心理，影響其對城市的社會認同，他建議健全勞動法律法規，明確規定違反同工同酬原則的法律責任；制定企業內部的農民工工資晉昇制度，實行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

　　他同時提到維護新生代農民工合法權益的問題，建議健全有關農民工權益保護的法律法規、制定專門的農民工權益保護法律法規，『目前山西省、江蘇省已制定了專門的農民工權益保護法規。』

　　教育公平被擺在了重要位置，郗傑英認為，要促進新生代農民工及其子女的社會融入，就要徹底解決農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權平等問題。他建議把農民工子女的教育納入城市教育規劃，建議舉辦農民工家長學校，使農民工家長掌握家庭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提高家庭教育的水平。

　　人性化關懷，或比漲工資更加有效

　　農民出身的青年企業家、全國人大代表、更香茶葉集團公司董事長俞學文則傾向於從農民工群體自身發展角度入手，通過幫助其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奮斗精神，使其找到自身價值，融入社會。

　　『我的企業裡80%都是從農村出來打工的孩子，他們很多都是家裡的獨子，有的人一年要換好幾次工作，對自己的未來基本沒有規劃，這樣不行。』俞學文發現，現在的80後、90後農民工基本不是因為生活所迫而被動『流動』到城市的，他們大多是主動『流動』到城市，而且『流動』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生活方式和尋求發展契機，因此，與父輩相比，他們的精神需求要遠遠高於對物質的需求。

　　他呼吁那些以新生代農民工為主要用工力量的企業，多從人性化的角度去關心和幫助員工，比如可以在企業內建設黨工團婦委員會，多開展一些推優表彰活動，創造良好的個人晉昇環境，宣傳樹立一些員工身邊的榜樣，以激發他們的上進心，『別看這些都是很小的活動，不要嫌麻煩，員工隊伍穩定了，員工更有上進心，辦事效率上去了，企業也能發展得好。』

　　在城市，與新生代農民工接觸最多的其實就是企業，工資由企業撥付、成長由企業提供晉昇渠道、權益由企業提供最基礎的保障，俞學文認為，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融入應先從自身、從企業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