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對“知識分子”有兩種理解，一種是法國式的理解，一種是美國式的理解。

　　法國式的理解強調知識分子要關注公共事務，常常要超越自己的專業範圍充當社會良知，這大概是從左拉開始的傳統。

　　美國式的理解則強調知識分子應謹守自己的知識本職，即便關注社會，也要no heart，只能說點專業話題，甚至應該去掉道德感和價值取向，保持一種純客觀和純技術的態度。

　　其實中國也有這種類似的區分。在清代，學者們開始做小學，專心訓詁，專心考證，一個比一個做得專業，其中很多人其實是爲了規避政治風險，不得已而爲之。到後來，很多人轉向經學和實學，主張經世致用，關心安邦治國的大事，顧炎武、戴震、魏源、龔自珍等等，是一個長長的名單，有點像左拉、索爾仁尼琴、哈貝馬斯以及喬姆斯基這樣的公共知識分子了。

　　這兩種態度本身都無可厚非，關鍵是看用在什麼地方，關鍵是不要用錯地方。更進一步說，有效的公共關懷，需要紮實的術業專攻；有效的術業專攻，也需要深切的公共關懷，兩者不是不可以有機統一的。現在我們的現實問題不是在這兩者之間做出選擇，而是這兩方面都做得非常不夠。

　　當年馬克思留下了一個理論空白：所謂“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亞細亞生產方式”到底是什麼？亞洲人是應該最有發言權的，最應該回答這一點。

　　自從十六世紀以後，西方已經與東方緊密相連，互相依存，是一個共生的整體。如果我們不能有效地解釋亞細亞，以前對西方的解釋其實也值得懷疑。還有，西方那種資源高耗型的現代化在當前遇到了嚴重阻礙，因爲世界各國都想發展，但不再可能重複西方以前的特殊的機遇和地位，必須探尋一種資源低耗型的發展模式，否則就會陷入日益加劇的生態危機、社會危機以及文化危機。在這個時候，作爲一個人均資源從來就很緊張的人口大國，中國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是一筆不可忽視的文化遺產。

　　這些方面都有很多學問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