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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歡迎中國投資”成爲一個新的議題。中國對美投資將有助於全球經濟的再平衡。一直以來,“中美經濟不平衡”,反映在經常賬戶上,就是美國鉅額赤字與中國巨大盈餘之間的不平衡。實際上,這種失衡更深層次反映的是作爲全球金融中心的美國與作爲全球製造業中心的中國,在國際分工上的失衡以及債權國與債務國之間利益分配上的失衡。
從收益率上看,作爲國際債權大國的中國卻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此“怪圈”是指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將本國企業的貿易盈餘轉變成官方外匯儲備,並通過購買收益率很低(3%~4%)的美國國債迴流美國資本市場;而美國在貿易逆差下大規模接受這些“商品美元”,然後將其投資到以亞洲爲代表的高成長新興市場獲取高額回報(收益率10%~15%)。這實際上是一種失衡的國際資本循環方式。
目前中國外匯儲備一半以上投資於包括美國國債在內的美國債券,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6月,中國持有美國股票的市值爲1270億美元,長期國債11080億美元,長期機構資產支持證券(ABS)2980億美元,長期企業ABS20億美元,美國國債收益水平約爲3.5%。而美國對外投資主要集中在高收益的風險資產,2000~2006年美國對外金融資產收益率高達9.8%,對中國的投資收益率長期維持在20%左右,這等於是用高收益的股權資產交換低收益的資產,利益分配嚴重不對稱。根據我們的估算,中國通過提供廉價商品和購買美國國債,每年大概向美國提供200億美元的補貼。
因此,扭轉這種利益分配失衡的最好辦法就是轉變中國的資產負債結構,變債權投資爲股權投資,也就是權益投資。當前,對美國權益投資中佔據榜首的是英國,達3240億美元,加拿大和日本分別爲2980億和2240億美元,而中國對美國的權益投資只有1265億美元,只佔中國美國債權投資(1.12萬億美元)的十分之一。
根據鄧寧的對外投資發展階段理論,一國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國經濟發展階段的函數。到達一定階段時(人均2000~4750美元),進行投資階段的轉變就成爲必然選擇。而推動這一轉變的關鍵是提高對外投資的收益率,促進本國資本競爭優勢的形成。比如上世紀80年代後日本國際收支經常項目中的所得收支盈餘超過貿易盈餘,日本對外經濟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去年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4382美元,特別是隨着中國要素價格體系的重估以及國家盈利模式的重大轉變,中國正處於從“商品輸出”到“資本輸出”的發展臨界點。
此次戰略對話前夕,美國智庫積極倡議美國政府歡迎中國對美投資,認爲這可以帶來諸如創造就業崗位、消費者福利甚至幫助美國實現基礎設施更新等利益。按美國智庫的統計,過去五年,中國對美直接投資增長了約25倍。
中國已成爲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進口來源地,美國是中國最大的外資來源地之一,也逐漸成爲中國對外投資重要的目的地。隨着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對外投資規模的擴張,中國企業進入美國也經歷了由單純把商品銷往美國,到通過美國股市來募集資本,再到如今綠地投資,甚至開始併購美國企業的新階段,然而,赴美投資規模與中國的經濟規模相比依然不成正比。去年中國的非金融類海外投資爲590億美元,而到美國的投資只佔2.4%。事實證明,美國依舊以狹隘的利益主義對中國投資選擇性開放,中國投資依然遭受種種干擾。最近幾年,中海油、鞍鋼、西色國際、華爲等公司在美國的投資併購計劃屢屢受挫,項目涉及信息、能源、採礦、冶煉等美國認爲的資源戰略領域。中國企業在美面臨名目繁多的反傾銷以及知識產權訴訟。美國設置的“不透明”的投資壁壘成爲中國企業投資的強大逆流。
金融危機後,奧巴馬希望美國經濟由債務依賴型轉向“實業再造”,無論是技術創新、新能源開發、新產業孕育都需要吸引包括中國在內的大規模投資,這不僅能夠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無就業型增長”的結構性難題,也將對美國經濟結構轉型發揮重大的促動作用。當前從美國國內企業增加投資的意願看,美國經濟依然處於投資週期的大底部。投資週期的一個顯著觀察指標是設備投資,短期內缺乏新興技術和產業變革來提振資本回報率,美國進入新的固定資產投資週期還爲時尚早,進一步加大投資的動力依然不足,需要外部投資的彌補,特別是中美兩國在新能源領域有着十分廣闊的合作前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佈的《2010全球綠色能源投資趨勢》報告也指出:2009年,中國成爲投資清潔能源最多的國家,中國公共部門和私營機構對核心清潔能源領域的投資比上年增長了53%。激增的投資既促進了中國國內產業發展,也爲美國企業創造了巨大的商機。
美國唯有改變“只希望投資美國債務,不希望投資美國公司”的想法和做法,纔可能真正吸引中國對美國的大規模投資,真正促成“中國投資、雙方受益”的共贏格局。也只有中美兩國都積極調整結構,平衡貿易,全球經濟纔可能進入新的平衡增長的軌道。(作者爲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