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瑤村亂象環生，肇慶市端州區委、區政府使出了渾身解數：下瑤村村支書一度由副鎮長兼任。村委會換屆選舉，派出所抽調幹警在附近酒店架起望遠鏡，防暴隊員全天候待命……區、鎮領導彷彿在“炸藥包上跳舞”。

　　●“法官駐村”維穩的做法未必能夠推廣，但駐村法官以村民對自身權利的關切爲着眼點，以規範村委會的權力和村民的權利爲切入點，以依法化解村民矛盾、保障村民權利爲路徑，尋找治亂良方的做法，卻是可以廣爲複製的。

　　“肇慶第一村”！“亂象環生第一村”！“由亂到治第一村”！

　　種種叫法，說的都是肇慶市端州區下瑤村。7年來，端州區下瑤村通過“法官駐村”的模式，成功地由亂到治，走出了一條社會管理創新的新路。法官進駐下瑤村爲什麼能有這樣的效果？“法官駐村”的模式能不能複製？這一模式對村級治亂、基層治理有什麼借鑑意義？記者就此展開調查。

　　下瑤村地處肇慶市核心區域端州區北端，毗鄰著名的七星巖景區。近年來，這個盛產端硯的城區，始終是肇慶農村經濟發展的排頭兵。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下瑤村是肇慶的商業旺地，最高峯時村集體年收入近億元。當地人形容說：市在區裏，區在村裏。由此下瑤村被稱之爲“肇慶第一村”。

　　但2005年之前，下瑤村出名的卻是“亂象環生第一村”。

　　首先是治安亂。與大多數的城中村一樣，下瑤村外來人口多，社會治安差，吸毒、打架、毀壞公私財物等違法犯罪現象時有發生。端州區政法委書記王炳新說：“中國城市化建設高速發展帶來的各種影響，城中村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在下瑤村幾乎都能找到影子”。

　　其次是村“兩委”換屆選舉亂。下瑤村所在的街道辦事處主任黎雄炘說，每3年一次的換屆選舉，對鎮街政府來說都是一次嚴峻考驗。“支持派、反對派、助選團……這些在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中劍拔弩張的情景，在下瑤村都可以看到。”2002年曾發生過打爛票箱、破壞選舉的事件，2004年底更是升級成暴力刑事犯罪，村支書被免職，7個村民因此被判刑。

　　第三是幹羣關係亂。村委會與村民、村民與村民之間關係緊張，羣體性事件時有發生，村民經常上訪，村幹部疲於應對，人心渙散互相猜忌，村集體經濟無力發展。

　　爲了治亂，肇慶市端州區委、區政府使出了渾身解數：下瑤村村支書一度由副鎮長兼任。村委會換屆選舉，派出所抽調幹警在附近酒店高層架起望遠鏡，防暴隊員全天候待命……但是，下瑤村依然亂象環生。區、鎮領導彷彿在“炸藥包上跳舞”，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爆炸”。

　　從2002年開始，端州區委開始着手成立專門工作組治理下瑤村“三亂”問題，對下瑤村實行了“點對點”、“一對一”的管理和指導。

　　“兩委”換屆選舉，工作組做足了功課：工作人員全部撒在投票一線做現場維護工作，專題廣播喊得震天響，宣傳畫和條幅滿天飛，但工作組的熱情也很容易被“誤讀”。村民不理解的情緒仍然瀰漫了整個選舉過程，一個候選人的小名是啥都要爭上半天，惡意破壞事件還是一再發生。端州區委、區府在實踐中逐漸領悟到兩個字：依法。要更有效地疏導民意，要引導村民正確用好手中的權利。

　　2005年，借廣東省委組織的“十百千萬”幹部下基層駐農村，深入推進固本強基工程的東風，端州區委把“最難啃的骨頭”給了端州區法院，要求派出最得力的幹警到下瑤村。王炳新說：“我們把根治下瑤村亂的‘寶’押在了法院身上。”

　　“我給趙法官的任務就兩個字：維穩。下瑤村的經濟發展穩定前景看好，穩定非常重要。”端州法院院長傅新華告訴記者，村民在乎自己的“利”並無不當，制度不健全、管理決策不透明、村民參與度、知情度很低、民主權利未兌現纔是導致出現問題的主因。這好比是法院在判決後釋法明理工作沒有做到位，當事人不理解法院判決而到處鬧事上訪是一個道理。法官駐村，對城中村依法治亂是一個很好的有利條件。

　　“院長給我的命令是長期駐守，爲了方便開展工作，我被任命爲下瑤村黨支部副書記。一個只幹活沒有薪酬的職位。”2005年1月，趙承傑作爲首名“駐村法官”進入了村民的視野。

　　趙承傑給下瑤村開出的第一劑藥方是健全制度：“開支兩萬元以上必須經村民代表大會同意，這是我協助村委明確的第一條規定細則。”

　　細則出臺後，村民開始認真審視並關注駐村法官的工作。從不理解到理解，從理解到歡迎，“駐村法官”艱難地走了一段不尋常的道路。

　　2005年初，一承租戶由於經營不善等原因，繳納租金不及時，拖欠村集體租金長達半年之久。爲了要回租金，村幹部召集一批人，準備採取強制手段，撬開店鋪扣押店內貨物。趙承傑及時趕到並予以制止。村民非常不解：明明拖欠我們租金不還，沒有扣人已經是給足他面子了！你是不是收了他的好處？村民紛紛質疑趙承傑。

　　“私自扣押他人貨物，屬於違法。如果店主以此爲由狀告你們，將可能承受比租金還重的賠償，這樣做得不償失！”趙承傑態度誠懇堅定。他給出的司法建議，也讓村領導和村民嚐到了依法治理的“甜頭”：法院依法審查後，迅速採取了訴訟保全措施，村民們第一次感覺到了依法維權的力量。

　　“跟村民講法律法規他們很難接受，但是當你利用法律法規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問題後，這纔是依法辦事理念產生並認可的開始。”趙承傑說，“從這件事情後，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找上門來了。村裏大大小小的合同，我都校覈了一遍，有遺漏和不符合要求的合同都及時進行了修改。”

　　在處理歷史遺留問題上，“駐村法官”也大顯身手。

　　1997年，下瑤村五一、五二村小組與肇慶市某房地產公司合作開發時，由於開發商一房多賣，導致屬於五一、五二村小組的物業成了爛尾樓。11年來，歷任村領導都不情願去碰這個“燙手山芋”。第二任駐村法官彭國方卻“不識趣”地攬上了這個活，和市中院法官及兩村小組幹部先後多次找開發商協商，促成雙方最終達成了調解協議。2008年7月，該大樓順利出租，在未來13年裏爲兩村小組創收150多萬元。

　　“駐村法官讓村民見證到了法治的力量，看到了下瑤村的希望所在。”下瑤村支書黎昌明說。

　　在駐村法官的建議下，下瑤村先後修訂了村民自治制度，健全了黨支部議事規則、村民議事制度和民主管理制度等各項黨內規章制度，建全了村務、政務公開制度，確保了各項工作管理辦事有章法、行爲決策有準則。特別是圍繞村財務、物業發包等村民關心的大事，積極引導村民參與公開和民主管理，充分保障村民行使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提供製度保障。

　　“下瑤村最大的轉變是原來村民只相信政府，不相信法律。現在村民知道了法律的作用。”王炳新說，“近年來村民到政府去上訪的事情越來越少了，去年實現了零上訪。”

　　通過近7年來法官駐村工作機制的探索，下瑤村依法管理、按規辦事已蔚然成風。“幹部相信法律，羣衆相信法官，這就是法治的迴歸。從‘矛盾多發戶’到‘矛盾基本不出村’，駐村法官功不可沒！”王炳新說。

　　“下瑤村近年的發展變化也引起了鄰近村莊的關注，”傅新華說，“現在各個村的換屆選舉結束後基本上都要找我做一件事：請我派法官到村裏講一堂法治管理課。”

　　葛洪義(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下瑤村由亂到治的變化說明，上訪既不是他們的傳統，更不是他們的愛好。過去他們愛上訪，是因爲懷疑村幹部處事不公、中飽私囊，損害了他們的利益。久而久之，在一些人看來，他們便成了一羣“刁民”。

　　然而，這種“刁民”不是天生的，而是被製造出來的。制度不健全，辦事不規範，村務不民主、不公開、不透明，自然就讓人覺得是暗箱操作，自然讓人疑竇叢生。最終結果便是村委、村幹部在村民中失去信任、失去權威。

　　知道了“病從何來”，才能清楚“治向何去”。

　　駐村法官通過幫助修改完善村民自治的規章制度，實現了村務的民主化、公開化管理，真正讓廣大村民當家作主，由此重新構建了村官與村民的信任關係，村民不再無端猜疑“誰動了我的奶酪”；通過依法爲村民完善相關合同，依法化解矛盾糾紛，切實維護了村民的利益；通過以案說法，培育了村民的法治意識。

　　法官駐村的做法未必可以大爲推廣，但駐村法官從村民對自身權利的關切爲着眼點，從規範村委會和村民的權利行使爲切入點，從依法化解村民矛盾、保障村民權利爲路徑，尋找治亂良方的做法，卻是可以廣爲複製的。

　　眼下，如何創新社會管理，維護社會穩定，已成爲我國的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中國的穩定重點在農村，創新社會管理關鍵也在農村。農村穩則中國穩，農村好則中國好。強制性的定分止爭必須要有弘揚民主、公正、自由精神之良法，要有公平支撐之良吏，要有順暢有序之良制，方能獲‘紛’平‘爭’息之良果。”

　　下瑤村由亂到治的生動實踐證明：一切不穩定因素都起源於權利的紛爭，權利的分配必須民主、公平，權利的保障必須依法、依規。

　　一言以蔽之，維權就是維穩，管理在於民主，出路唯有法治。記者戎明昌翟永明趙楊通訊員林曄晗龍建全羅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