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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季的到來,讓我國不少城市陷入“水城”的窘境。新晉“水城”是內陸城市長沙。6月28日,長沙6個小時降雨54毫米,造成部分地區積水,一些路段積水甚至沒過大腿。
但從全國來看,長沙的內澇似乎不值得大驚小怪。
6月23日下午4時30分左右,北京突降暴雨,截至當晚7時,城區平均降水57毫米,個別地區最大降水量達182毫米。這場暴雨帶來的不僅是悶熱的暫時離開,還讓北京城狼狽不堪。城區多處積水,多處道路癱瘓,形成了衆多網友眼中的北京新八景,比如“二環觀海”、“水上機場”、“地鐵瀑布”等等。
讓人痛心的是,兩名青年因下車推雨中熄火的汽車掉入污水井中,瞬間被水捲走。6月24日,兩人的屍體在距離事發地3公里處的管井中被發現。
暴雨中的北京再次登上了衆多境外媒體的重要位置。BBC、《華爾街日報》等多家媒體均推出“水漫京城”的圖集;路透社推出題爲“大水將北京變爲池沼”的報道;德國新聞電視臺更是使用了“大水吞噬北京”的標題。
僅僅一週前,也因爲一場暴雨,讓“到武漢來看海”成爲網絡流行語。
進入雨季以來,廣州、深圳、重慶、杭州、南京、南昌等城市,輪番上演暴雨淹城的景象,“東方威尼斯”的稱號在中國多地開花。
地下排水系統:難盈利缺投資
按照北京市防汛辦主任王毅的介紹,這次降雨是今年入汛以來最大的一場雨。三個特點導致了城區積水。一是雨量大;二是強度大,北京1個小時的降雨量達到128毫米,超百年一遇;三是範圍大。
從當日的氣象數據上看,6月23日北京的暴雨確實來者不善。豐臺、石景山、紫竹院、五棵松等10個監測站的降水量均超過100毫米,屬大暴雨級別。其中,最大降水量出現在石景山模式口,爲182毫米。
北京市氣象臺首席預報員孫繼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表示,像此次雷雨這種強對流天氣,特點就是雨量不均、強度大。加之降水持續時間較長,降水量較大。
武漢一週前的暴雨,也是十餘年來最大的一次。但其他內澇城市所遭遇的暴雨,遠遠不到百年一遇、五十年一遇的標準。
對北京這場百年一遇的暴雨,孫繼鬆表示,儘管北京10個監測站點同時出現超過100毫米降水的狀況並不多見,但也算不上罕見。
更多的問題,出在城市排水系統上。
按照北京市防汛辦主任王毅的說法,北京市排水系統設計的是1到3年一遇,能夠適應每小時36到45毫米的降雨。在北京,只有天安門那樣的重點地區的排水能力比較高,其他地區的排水能力較低,導致近幾年頻繁發生積水。如果要提升排水能力,需要綜合多方面條件,比如最初的管網建設、城市規劃等等。
北京排水集團管網分公司副經理樑毅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北京的城市排水設施標準低。北京市水務局給出的解釋也印證了這種說法。
難以令人相信的是,在北京,一些地區的排水管網還是明代的設施。
從全國來看,城市排水設施落後是普遍存在的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副主任楊重光告訴記者,城市地下建設與地上建設是同等重要的事。某種意義上,甚至是更重要。但在我國城市化的過程中,這一關係卻被顛倒了過來。
“首先是城市整體規劃不夠科學,沒有長遠科學的預期判斷。”楊重光說,在城市規劃上,地上建設與地下建設怎麼能夠相互匹配與適應,城市內部與外部如何協調,有很多具體細緻的問題需要認真研究。但這些年,我國城市發展思路有不小的偏差,各地都更看重地上建設,可以直接帶來城市外表的提升,對地下建設重視不夠。
在楊重光看來,城市地下系統建設是公益性質的,不像地上的房地產開發可以盈利,很難吸引民間資本進入。地下建設完全需要政府投入,但各地投入都不夠。不僅如此,各個城市的地面都被大面積硬化,導致城市地面的滲水能力越來越差,結果就是一下雨就內澇。有數據顯示,北京超過80%的路面被混凝土、瀝青等不透水材料覆蓋,雨水根本無法滲透。
類似的觀點來自市政問題專家、《公權市場》作者徐宗威。他告訴記者,我國城市普遍存在排水系統建設滯後問題,城市在迅速地大規模發展,但卻沒有能夠與之相適應的排水系統。
“在國內,排水管溝直徑超過3米的幾乎沒有。而在一些國家,排水管溝可以跑汽車。”徐宗威說,地下系統的建設看不到形象,對城市外觀的改變沒有貢獻,無法引起足夠的重視。這樣的觀念造成了現在的結果,各個城市都在建設高樓大廈,但地下系統建設卻裹足不前。
在徐宗威看來,儘管城市地下系統建設的滯後造成了城市內澇,但也不能完全歸罪於地下系統建設的滯後,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城市規劃。
“城市太大不僅帶來排水問題,還會帶來交通擁堵等一系列城市病。但我國城市卻爭先恐後地朝‘大’發展。”徐宗威說,城市太大,搞再多的排水溝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城市發展能不能改變思路,搞小型的、組團的城市?
年年防澇年年澇
近年來,城市內澇已經越來越成爲我國城市發展的一大軟肋。每年雨季來臨,總有不少城市相繼加入“水城”隊伍。
2004年7月10日,北京市突降大雨,連續4個小時的降水讓北京市41處道路出現積水。
2005年、2007年、2010年,廣州市都因暴雨造成多處街區被淹,交通癱瘓。
在長江沿線的杭州、南昌、武漢等城市,內澇幾乎已經是生活的一部分,只要遇到暴雨,必定出現程度不等的內澇。
2007年,濟南、鄭州因暴雨造成內澇,造成數十人喪生。
每一次內澇過後,這些城市的管理者都公開表示要下力氣加強地下排水系統建設,解決內澇問題。
2003年開始,南昌市先後投入20多億元,改造城區地下排水系統。2005年,南昌市又啓動了1000多條小街小巷地下排水系統改造工程,再次投入10多億元的鉅額資金。
然而近日連降暴雨,南昌依然沒有逃脫內澇的糾纏。
2009年,廣州市拿出9億元對城區200多處易浸地點進行改造,然而,現在似乎還看不到這項改造工程的實際效果。
在武漢,每次內澇過後都要採取若干措施進行補救,然而,總也無法避免下一次的大水淹城。
1997年,杭州市規劃局工程師邵堯明曾研究出一套“暴雨公式”,根據這個公式可以計算出城市某個區域要佈置多少雨水口,埋多粗的排水管。2008年,原建設部曾發文要求將該成果在全國推廣。但該成果在全國推廣的效果如何?不得而知。
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
面對暴雨,越來越多的城市都在嚴防內澇,然而,效果始終平平。
從我國大部分城市的最低排水標準來看,基本上是一年一遇。而所謂一年一遇,是指每個小時可以排36毫米的雨量。面對暴雨,這樣的標準顯然過低。
而一些國外的大型城市,城市排水標準普遍比國內高。比如紐約是“10至15年一遇”,東京是“5至10年一遇”,巴黎是“5年一遇”。在東京,用於排水的地下河深達60米。
北京市防汛辦主任王毅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城市排水設施和排水能力決定了積水的程度,目前相關部門正在研究,希望將最低排水標準從最低一年提高到最低3年,達到3至5年一遇的標準。
在中國,也並非所有城市的排水工程都這麼脆弱。
公開資料顯示,有兩個城市的排水系統備受讚許。一個是江西省贛州市,一個是山東省青島市。
2010年6月,當廣州、南寧、南昌等城市在暴雨的沖刷下相繼變身“水城”時,江西省贛州市儘管也遭遇了近百毫米的降水,但整個市區甚至沒有一輛車被水淹。
在贛州市,以宋代福壽溝爲代表的城市排水系統至今依然發揮作用。
在青島市,100多年前德國人規劃設計了完善的地下排水系統,讓青島遠離內澇的隱患。
不過,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隨着這兩個城市的發展,原有排水系統覆蓋的老城區遠離內澇威脅,但新城區卻在暴雨來襲時束手無策。
100多年前,法國文學家維克多·雨果說過,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如今,要花費多少時間和金錢,我們的城市才能擺脫內澇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