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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青銅尊
北宋大晟鍾
春秋青銅鍾
原清宮舊藏 西周周宜壺
北宋宣和尊
專題文/圖 吳聿立
凝聚了古人智慧的青銅器,充分反映了中華民族當時高超的冶煉技術、生產規模和鑄造工藝。而以青銅器為代表的青銅文化,可以無愧地展示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那個光輝燦爛的歷史時代——青銅時代。我們知道,最早的青銅器,或為權力的象征,或為廟堂之禮器,或為歷史事件的紀念物,無不顯示其神聖與莊嚴;西周以後,隨著『明上下,別等列』的禮樂制度衰敗,青銅器皿的使用范圍,已逐步擴大到貴族的生活中。作為禮器和貴族生活用品的青銅器,不論造型、規格和紋飾都有明顯的差別;自戰國以來,受儒家子弟崇拜的青銅器,只是禮器部分……
近年來,隨著傳統文化的復興,我國遠古文化的傑出代表——青銅器越來越引起世人的重視,而造假現象也愈演愈烈。其實,青銅器的造假與仿古不僅有著悠久的歷史,而且不同朝代還有不同的講究。下面,我們就和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古器物部副主任兼金石組組長丁孟先生一起追根溯源,回顧一下過往朝代青銅器的作偽和仿古情況。
魯國
以假鼎糊弄強齊
記者:作為光輝燦爛的青銅文化的載體,青銅器是中華民族的瑰寶。今天,以贏利為目的青銅器造假現象屢見不鮮。我們知道,青銅器的仿古與作偽是有歷史傳統的,到底始於何時呢?
丁孟:首先我們要明白,青銅器的造偽與仿古之間有著本質區別:造偽的目的是以假充真,古謂『贗品』。清代黃生《義府》卷下稱:雁當讀『偽』,古字音近而借用也。古偽讀如訛。又古之所謂『雁』,即今之所謂『鵝』,疑古雁正作鵝音,則雁、偽之聲,可通轉矣;仿古僅僅是仿效古制的一種公開生產活動,目的不是為了亂真。
從文獻上看,青銅器的仿制最早可以上溯到春秋時期。據《韓非子·說林》記載:『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贗往,齊人曰:「贗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由此可見,春秋時期為了防范強大國家的勒索,對一些珍貴的青銅器,已經在進行仿制。
不過這時的仿制水平還不高,容易被人識破。
漢唐
嚴打青銅器造假
記者:漢唐時期,雖青銅造假的現象不多,但也有出現,能否簡單介紹一下?
丁孟:漢唐時期,青銅器的仿制也偶有發現。西漢初年找周鼎之風盛行,竟出現了新垣平偽造古鼎,埋在汾陰,企圖欺騙漢文帝獲取富貴的事。《史記·封神書》曰:方士新垣平言於漢文帝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北見不迎,則不至。』於是『因說上設立謂陽五廟,欲出周鼎』。後有人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皆詐,新垣平被夷三族。但所埋的偽鼎到漢武帝時纔被發現。武帝不辨真偽,以為是周鼎,於是把年號改為『元鼎』,以資紀念;並作『寶鼎歌』。然而偽鼎卻被吾丘壽王識破,曰:『非周鼎。』這可觸怒了漢武帝。為免於禍,吾丘壽王解釋說:『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得,天柞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元之所以與漢,乃漢寶,非周寶。』
唐代,據《闕史》記載:唐劉蛻辨鐵盎之非齊桓公器,疑即時人偽造。另外,北京故宮藏有一件唐代仿西周觶,是一件熟坑器,高15.4厘米,口徑7.5厘米。這件唐代仿器的特點是:比真器質細,有唐銅的特質,表面呈黑灰色,口、足內和頸外均有細而淺的凹弦紋——這是商周青銅器及其他時期仿造器所沒有的,觶底下沈,被置於圈足上。
漢唐時期,雖然已經出現了仿制古器,但受當時社會條件的限制,其數量很小。從漢武帝提『獨尊儒術』以來,儒家思想逐漸佔據了統治地位。儒家學者一貫把『三代』(夏商周)的禮樂典章奉為楷模,『三代』青銅禮器因而備受歷代儒學家的尊仰。商周時期的大量青銅器,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或毀於兵焚,或在秦始皇『銷天下兵器為金人』的過程中被熔。因此,由漢至唐偶然發現一件青銅器即被視為『祥瑞』。漢武帝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乃改元為『元鼎』。唐開元十一年,獲鼎,改河中府之縣名寶鼎縣。由於統治者的崇拜,仿制或作偽一旦被發現,就將招致殺身之禍。在神秘氣氛的籠罩下,研究者為數很少。清代學者阮元說:『自漢至唐,有能辨之者,世驚神奇。』
宋代贗品大可以假亂真
據丁孟介紹,宋代仿造的青銅器分為兩類:一類是宮廷內仿制的青銅器,它是指秉承皇帝的旨意,由設立的專門機構所進行的仿制,如北宋的『大晟鍾』和『政和鼎』、『宣和三年尊』、南宋的『紹興豆』等;另一類是民間工匠偽造的青銅器。
北宋宮廷仿造的青銅禮樂器全部用於皇家的祭祀活動和宮廷內的演奏。這類銅器著力於仿古,而很少作偽,其質量大大超過『民仿』。不過,這些銅器卻因連年的戰火,大多被破壞了。『大晟鍾』和『政和鼎』、『宣和三年尊』就是幸現存世的並具有代表性的器物。當然,北宋政和年間朝廷鑄造的仿古器還有許多,但多數沒有了記載,以至於後人見到了也認為是古器。如薛季宣《浪語集》之《得欽崇豆記》,記有紹興二十七年得豆於延陵,這時距政和乙未有四十二年,卻說『皆古文,蓋商器也。湯既伐夏,受天命,制禮器,而豆作焉』。可見宋代已有不能辨者。
靖康二年(1127年),徽宗朝追千載成一代新制的隆禮作樂,相關的皇室三代銅器收藏及仿古宋器等,隨著金人的取汴、攜走文物等而落幕。但其以古器物以復三代古意的隆禮作樂,及其以君賜臣仿古銅器的禮制,仍為南宋所繼承,而以高宗最為突出。南宋高宗(1127~1162年)即位臨安,隨著局勢的安定,禮樂之事也漸興。『紹興豆』正是紹興十六年(1146年)宋高宗朝的復古器。『紹興豆』的形制、紋飾風格、銘文內容及書風皆具代表性:器腹飾以淺浮雕的重環紋及鼓出的圓渦紋;銘文在口沿,釋為『佳紹興丙寅三月己丑,帝命作豆,賜師臣檜家廟,以薦菹醢,唯予永世用享』。銘文反映了此豆是高宗命制的祭器,而後賜予秦檜。同時,也反映出了南宋仿古祭器在家廟制度中的角色。
總的來看,宋代宮廷仿造的青銅器是非常注重形似,在細部處理上則難免流露草率。另外,宮廷仿制的青銅器還有一個最為突出的特點,就是器物上鑄有銘文,並有史可查。
宮廷仿造青銅器是宋代統治者崇尚復古的具體體現。然而,上仿制以崇古,下便偽造以圖利。民間偽造的銅器,被作為古物加以買賣。這時期已開始在仿造的銅器上作偽,宋代學者趙希鵠在《洞天清錄集·古鍾鼎彝器辨》上有詳細的記載:『偽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即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釅醋細?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即成臘茶色;候如漆色,急入新水浸,即成漆色,浸稍緩即變色矣。若不入水,即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為水銀所匱,並不發露。』這些偽裝的方法,使得偽造銅器與古青銅器在色調上很難區分。不僅如此,這時期也十分注意偽鏽的制作。
通過後來對宋仿銅器的化驗分析,我們了解到宋代仿舊銅器的是用銅綠(碳酸銅)加漆涂於器壁,然後將孔雀石疙瘩嵌於漆上,以充古綠銅鏽。藍鏽是用藍色調漆先抹數處,再用小塊青金石鑲在藍漆之上。紅色偽鏽是將紅土調於漆內,或將生鏽鐵屑調於漆內,或將紅土、鏽鐵屑同調漆內,敷在器壁上以充偽銅鏽。
這時的偽器已見於宋代的青銅器著錄書中。例如《籀史》卷十指出:『皇祐三館古器圖首載邢州所上瑞鼎,制作無法,兩旁獸面銜環,三足作異獸負立,怪而不典,不知何從而名三代器也。』又如薛尚功《歷代鍾鼎彝器款識法帖》著錄的封比乾墓銅盤、王厚之《鍾鼎款識》著錄的師旦鼎也都是偽器。
北宋
開批量仿造先河
記者:仿偽史上,青銅器的大規模仿古和大批量造偽都始於北宋時期,原因是什麼?
丁孟:宋太宗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從後周的孤兒寡母手中奪取了政權。為了掩蓋不光彩的歷史,有利於統治,宋朝從建立之日起就著力修訂禮法典章。正如《宋史》所載:『宋太祖興兵間,受周禪,收攬權綱,一以法度振起故弊。』
北宋王朝在修訂禮典制度過程中,崇尚復古,稽考先秦禮制。宋徽宗大觀初年(公元1107年),設置議禮局『詔求天下古器,更制尊、爵、鼎、彝之屬』(《宋史·禮志二》)。這就是北宋宮廷大規模仿制古青銅器的開始。
由於北宋王朝『詔求天下古器』,因此全國各地盜掘古墓成風,古青銅器的出土日益增多。北宋時期,隨著古青銅器大量的出土,人們也就不再把它視為『祥瑞』和『神物』。一些人或出於玩賞的目的,或出於研究的要求,開始對古青銅器加以收藏。《考古圖》列宋人收藏者有河南文潞公、廬江李伯時等三十餘家。但當時最大的收藏者還是徽宗皇帝,他收集的古青銅器達二萬五千多件,特建宣和殿收藏,這是一所世界上最早、藏品最豐富的青銅器博物館。
新發現的古青銅器並未悉數進入宮廷,而是大量地流入民間收藏,從而導致青銅器交易的合法化,出現了古物市場。葉夢得在《石林避暑錄話》中記載:『宣和間內府尚古器……而好事者復年尋求,不較重賈,一器有值千緡者。』由於銅器的市場價格不斷提高,這就為造偽獲利提供了條件,青銅器造偽的大量出現已不可避免。
元明清
青銅仿品較隨意
記者:通過您的介紹我們知道,始於春秋的青銅器仿古和作偽,歷經戰國、漢唐,至宋到達高峰。那麼,元、明、清至民國的青銅作偽情況又如何呢?
丁孟:宋代的仿古活動和金石學研究一樣是認真的,質量高。相比之下,元、明、清三朝的仿古作品,則沒有那麼講究了,或多或少增加了臆造的成分。
元代官辦機構『出臘局』,是專門從事仿造青銅器的機構,作品有鼎、簋、簠、?、爵等,其風格特點是形無其神、體態拙笨、做工粗糙、常鑄有本朝年款等。
明朝仿造銅器的活動受到官方的支持,此期仿古器物數量大,種類多,特點為:仿造銅器的銅質精細超過宋、元,器表面呈銀白色,並出現了許多有鎏銀飾紋的仿古銅器;器型與古器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紋飾與元代一樣,在模仿古彝器風格的同時,也增添了一些晚期的紋飾;銘文此時均為楷書;當時明皇室所仿銅器,雖多以宋代著錄圖像為藍本,但形式、花紋、色澤太過精巧,不像真器古朴。
清乾隆年間,宮廷內設內務府造辦處,有專人負責仿造銅器。此時仿造的銅器有:圓鼎、方鼎、分檔鼎、扁足鼎、甗、豆、簋、簠、?、觚、斝、尊、犧尊、壺、熏爐等。
值得注意的是:民國時期作偽之風更熾。近代科學技術的傳入,為商人提供了作偽的新技術、新材料,從而使作偽水平大大提高。這時的北京、蘇州、濰縣、西安是作偽的中心。這一時期,造假者主要用整器仿造並作偽、改造古器作成新器、拼湊古器殘件作成整器、古器上重新刻花、古器上新刻銘文等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