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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身無分文地哀傷
下午5點是陳小芬的下班時間。從有空調的辦公大樓走到街上,黃昏的城市特別悶熱。杭州沈半路上車來車往,公交車、的士和私家車亂糟糟地擠在一起。陳小芬乘坐847路下班,謝村下車,步行長長一段路纔到租住的康橋鎮郎家橋村。
郎家橋,出租房特別多。除了把小洋樓分割出租,本地人見縫插針蓋類似自行車庫的房子,也很搶手。陳小芬和父親、弟弟租住在這裏,她租的是自行車庫式的一個房間,大約4平方米大,房間裏唯一的傢俱是一張牀和一個兼當書桌的牀頭櫃,上面放着陳小芬讀夜大的一摞書,最上面一本是《高等數學(上)》。房間只有一扇窗,貼着名模杜鵑的海報,糊住破裂的玻璃;因爲黑,不開燈的黃昏,杜鵑的脣紅齒白也很暗淡。
陳小芬在這裏住了4年。2007年6月,她到杭州打工,半個月沒有找到工作,坐在悶、暗的出租房,想起剛去世的媽媽,哭了。
在作家張欣的小說《不在梅邊在柳邊》裏,有一個情節,教授家的保姆阿蓉有一天情緒特別差,她說,“你看你們城裏的樹都可以打吊瓶,當初我們家老大3歲時發燒得肺炎,沒錢打吊瓶就這麼死了。”陳小芬的母親,也因爲感冒發燒,沒錢上醫院,自己吃點藥,一直拖着,直到病情加重去世。
陳小芬兄弟姐妹4個,全靠母親在重慶打工交學費,父親在家照顧起居。母親去世,4個人一下都輟學了。一家人跟着老鄉從貴州到杭州打工。老鄉分佈在杭州的各個行業,建築、裝卸、運輸、清潔以及餐飲等,都幹着最苦、最累、最髒的活。和每個城市一樣,外來務工人員承擔着城市90%以上的繁重體力勞動。
母親去世的那段時間,陳小芬覺得時間都是漫長的冬天,怎麼都過不去。可是在這個陌生的城市,幹什麼都行,就是不能身無分文地哀傷。
她去學電腦,到小印刷店打工。沒有休息日,工作強度大的時候,從早上8點一直加班到次日凌晨3點,第一個月領到工資400元。在2007年,據杭州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披露數據,全市按常住人口計算,人均GDP爲52638元;按戶籍人口計算,人均GDP爲61313元。
陳小芬在杭州4年的變化,遠不及居住地郎家橋的翻天覆地。4年前,郎家橋許多本地人的房子也破且舊,村中的小河,夏天薰得走過的人都掩鼻。
現在的郎家橋,都是新蓋的“小別墅”,河裏的淤泥清了,村裏還應運而生許多生意,飯店、超市、理髮,應有盡有,山寨一點罷了。郎家橋的GDP,配得上杭州市國民經濟發展速度。
百萬人裏的特例
王金虎這位“貴人”,讓陳小芬在階層分佈圖中向上流動成爲可能。
王金虎在建華集團任職,負責集團的宣傳及企業文化。他經常會去印製店做一些民工詩歌等文化刊物,發現陳小芬有設計天賦,聰明、肯吃苦,便把她挑去當了助理。這在建華集團也是特例,一般這樣的大型企業招聘,起點就是大學本科學歷以上。
進了建華集團,陳小芬一天的時間安排是這樣——早上6點50起牀,20分鐘洗漱,7點10分騎自行車出發,40分鐘左右騎到單位。8點上班,午休2個小時自學夜大課程新的軟件或者學新設計軟件“AI”(IllustratorCS4,一種設計專用的軟件),下午5點下班,晚上再做點活……每天睡6個小時。
陳小芬的高中同學,有些也在杭州打工,分散在各個工廠的流水線上,收入要看工廠訂單,訂單多時,沒日沒夜加班;訂單少時,可能隨時要走人。
有時同學們在網上聊天,談及未來,都說不知道該怎麼辦。對他們來說,現在最可怕的不是窮,是對未來的無助,爲生活出賣廉價勞動力卻“上升”無門。他們不可能每個人都遇到“貴人”,一輩子跳不出“農民工”這個羣體,但又不甘心回到家鄉。
享受城市生活,是陳小芬這一代打工族的追求。他們在城市“上升”的標準是:具有穩定的工作,擁有城市住房,擁有城市戶口。這意味着他們將擁有社會保障和福利,比如醫療、教育與養老。
但在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所作的“杭州市外來務工人員生活幸福感調查”中,他們的福利和保障遠遠欠缺,在醫療一項,對患病,只有28%的人表示會立即去看醫生,42%選擇到藥店買一點藥,30%採取“能拖則拖,能扛則扛”的辦法。有時,一次疾病就能把外來務工人員辛苦攢的積蓄全花完。
對外來務工人員來說,如果一直得不到機會,在被漠視中始終享受不到社會保障,社會福利,尤其當他們在自己身上看不到希望,在子女身上也看不到希望時,最可怕的身份繼承變成現實,他們的信心和社會的良性流動便會被摧毀。
陳小芬和她的高中同學一致承認,她和其他人之間出現的職業分化,完全是一種偶然,是杭州百萬打工者中的特例,但她還沒有想過,這會不會是她職業生涯的頂點。她的父親,迄今還在某個公司做保安。杭州4年,陳小芬回過一次老家,父親沒有一起回去。因爲年紀大了,請假怕單位開除,春節他留下了。
陳小芬的鄰居,是一家子,爸爸媽媽帶着孩子在杭州打工。他們讓孩子在城市上學,把希望寄託在他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