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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竊聽醜聞,默多克發表公開道歉信,面臨英議會質詢。
這不是他第一次道歉了。記憶中,上一次道歉是因爲新聞集團“不顧正義”,要爲涉嫌殺死前妻的美國前橄欖球明星辛普森出版自傳、製作訪談節目。受害者家屬指責出版商和電視臺唯利是圖,新聞同行也紛紛批評此舉有違道德,是對司法制度明目張膽的挑戰。迫於輿論壓力,當年11月20日,新聞集團宣佈取消自傳出版和電視專訪計劃。
但他顯然並沒有從往事中吸取教訓,或者說,新聞集團不擇手段、絞盡腦汁追求收視率、發行量,已習以爲常,致使今日深陷“竊聽風暴”。
“商業社會中,金錢會說話”,這是2007年默多克收購《華爾街日報》之後《亞洲時報》的評論,“一旦默多克的利益傾向佔上風,《華爾街日報》100多年來打磨的獨立品質將蕩然無存。”據說,收購後,默多克認爲該報文章太長,讀者沒時間讀完,“別再爲贏得普利策獎寫文章了,還是發表一些吸引大衆閱讀的內容吧”。
於是,在《世界新聞報》、《太陽報》乃至《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可以帶支票簿採訪,可以高價買斷新聞來源,可以買通警察獲取內部新聞,可以僱傭特工竊聽當事人……一句話,在激烈的媒體競爭中,打着“新聞自由”的大旗,想方設法摧毀對手,獲得壟斷地位。
這樣的“新聞自由”就成了西方某些媒體的保護傘,在其“光環”籠罩之下,一味追求眼球效應,爲獲取新聞無所不用其極,甚至不惜挑戰公共道德,憑此實現利益最大化。
多年來,新聞集團等媒體的手段爲人所共知,但問題是,標榜“保護人權”、“民主自由”的西方輿論管理機構,對這些觸犯道德底線的行爲怎不有效加以約束呢?
這涉及西方一些國家政府與媒體“權利互換”的問題。
一方面,政府和黨派需要媒體影響輿論。在《權力的聲音——美國的媒體和戰爭》一書中有這樣的結論: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的歷次對外干涉表明,美國媒體在戰爭中已經鮮能堅持“中立”與“客觀”(如果有過的話),而是越來越成爲政府進行國內戰爭動員和影響世界輿論的重要工具。
伊拉克戰爭期間發生的英美主流媒體“集體沉默”、“新聞造假”事件就是明顯的例子。
另一方面,政府和黨派給予配合的媒體更多“自由”和“寬容”,以至於容忍侵犯公民隱私事件不斷髮生,新聞道德淪爲毫無約束力的累贅。
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在《我們瀕危的價值觀——美國道德危機》一書中作出反思:“一個國家之所以有權威和影響,是因爲道德因素,而不是軍事實力;是因爲它的謙卑而不是傲慢無禮;是因爲我們的國家和人民願意爲別人服務而不是控制別人……一個沒有道德的國家很快就會失去它在全世界的影響。”
默多克和他的新聞集團正爲“道德危機”付出沉重代價,還有誰更應該爲“道德危機”反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