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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幾個小青年突然跑過來了,拍打着車門
胖子說:“這種事情,一路上都能碰到,運氣差的話,要能碰到好幾撥。我也是吃虧後才長了心眼。”
胖子剛開始跑車的時候,有一次被人攔住了,說是要送一個孕婦,而路邊確實就躺着一個孕婦,哎呀哎呀一直在呻吟,好像是快要生了。胖子動了惻隱之心,可是,他剛剛下車,脖子上就被架了一把刀子。最後,他的錢被搶光了,還捱了一頓打。
胖子說,這是最好的結局,還有人被搶了車,有人被劫賊殺了。
胖子說,此後,即使看到有人馬上就要死在路邊,他也不會停車的。現在的劫賊和騙子太多了,你根本就分辨不清。
我心中一陣悲涼。
幾年後,南京出了“彭宇案”,彭宇因爲攙扶倒地的老太太,被老太太的家人告上法庭,說彭宇撞倒老太太,致使老太太骨折,後來,法庭判處彭宇賠償老太太醫療費等各種費用數萬元。上海出了“釣魚執法”,執法人員串通“鉤子”,裝着病人搭乘私家車,到了目的地後,“鉤子”拔掉車鑰匙,執法人員現身,好心的私家車主因爲讓“病人”搭乘,而成爲非法營運,遭受鉅額罰款。
攔路劫賊、“彭宇案”、釣魚執法……比起以前我寫到的那些騙子,這類人更爲可憎,他們欺騙的是人類的同情和善良,他們挑戰的是人類的道德底線。當這類人的陰謀一再得逞,當好心人的善良一再被踐踏和蹂躪,誰還再會做好事?人人都對別人的困難漠不關心,這個社會還有良心和正義嗎?
我口中嫺熟的捕蛇技藝和販蛇渠道,還有弟弟也是從事長途貨運的職業,讓胖子和車老闆對我不再提防,西北漢子本來天生憨厚朴實,較少有防人之心,這下他們更把我不當外人。
我們在一座小城市吃飯,飯店是一個西北人開的,他的顧客主要就是這些來往於南方和西北的車老闆和司機,飯店經營肉夾饃、麪皮和各種麪食,都是西北的吃食。我曾經聽弟弟說過,他們長途貨運的司機,每到一座城市,就到定點飯店和定點招待所,這些也都是西北人開辦的。在這樣的飯店和招待所吃飯住宿,一是安全,二是飯菜可口。
西北以麪食爲主,所以飯菜都很便宜,三個人放開肚皮吃,才花了不到40元錢。我搶先一步把錢交給了飯店老闆,這讓車老闆和胖子都感到很難爲情。
那天晚上,車子停在鎮子旁邊的一個村莊裏裝蘆柑,我們三人睡在招待所裏。
司機是一種孤獨的職業,每天除了開車就是睡覺,極少有機會和人交談。所以,司機一般都很健談,因爲和人交談對他們來說,是一種來之不易的機會。
胖子問我:“你捉蛇賣能掙多少錢?”
我說:“沒有多少。從貴州到南方沿海城市,裝上幾十條蛇,擔驚受怕的,這一趟還掙不到一千塊錢。”
胖子說:“捉蛇太危險了,弄不好叫毒蛇咬一口,就沒命了。你還不如逮鷹賣。”
我說:“鷹掙錢啊,一隻鷹就要賣一千塊錢,可是咱摸不着門路。”
胖子張開嘴巴,剛想說什麼,車老闆嗯嗯了兩聲,好像是被痰堵住了喉嚨,胖子看了看車老闆,把快要出口的話又咽了回去。
第二天凌晨5點,大卡車裝滿了蘆柑,我們就駛離了小鎮。
車子沿着狹窄的柏油路面行駛着,我問爲什麼不走高速路。車老闆說,這一趟如果都走高速路,就要花很多錢,能省就省點,省下的就是掙下的。
柏油路面的盡頭,是一條炭渣路,路面上鋪的是爐坑裏的煤灰。這樣的道路被人們稱爲簡易公路。這是一條几乎被廢棄了的路面,路面上少有行人。
大卡車繼續向前行駛,突然看到路面被挖斷了,沒奈何,大卡車只好開進旁邊的包穀地裏,沿着田間小埂慢慢地向前行駛。小埂上還有別的車轍,顯然此前也有別的車輛如法炮製。
田埂邊坐着幾個小青年,叼着香菸,嬉皮笑臉地睨視着漸漸駛近的大卡車,車老闆也看到了那幾個小青年,他滿臉都是緊張的神情,他已經意識到了,今天掉進了圈套裏。
胖子說:“讓我來開。”
胖子和車老闆在駕駛室裏更換了座位,車子像蝸牛一樣緩慢地向前爬行,路邊的包穀稈擦着車身,車子開過後,搖晃幾下,又站直了。我看到那幾個小青年臉上露出了不悅。
車子小心翼翼地駛出了包穀地,那幾個小青年突然跑過來了,他們拍打着車門,將我們都拉了下來,我回頭望去,有幾顆包穀稈被撞倒在地。
一個年齡稍大的頭領模樣的青年要車老闆賠償一千元錢。
車老闆臉上帶着尷尬的笑容,他說:“撞倒了包穀,我們賠償。可是你這啥包穀嘛,咋就要一千塊錢。”
頭領揚起手臂,作勢要打車老闆,車老闆嚇得縮成一團。旁邊一個小青年說:“啥包穀?這是中國科學院的試驗田,一千塊錢都向你少要了。”
我攔住頭領模樣的人,心平氣和地說:“有話好說,有話好說,我們談談。”然後,拉着頭領向旁邊走。
頭領梗着脖子說:“什麼事就在這裏說。”
我笑着說:“大哥,這裏說真的不方便,我們還是到一邊去吧。”其實,他看起來比我還小。
頭領被我連推帶拉地離開了大卡車十幾米,我的臉上始終帶着笑容,他的臉上始終佈滿狐疑。我看到我們的說話那邊再也聽不到了,這才把手從頭領的肩膀拿開。我說:“大哥,行個方便,這車是我搭乘人家的,我有緊急採訪任務,要採訪你們縣長。”我從身上掏出了工作證讓他看。那時候,我沒有記者證,報社管理計劃生育的、起草通知公告的都有記者證,而我卻沒有。
頭領把我的工作證拿過去,翻來覆去地看,上面有報社的印章。他的臉上露出了遲疑的神情。
他問:“你採訪哪個縣長。”
我胡亂說了一個名字,一個縣一般有七個正副縣長,有的會多達十一個正副縣長,一個小混混怎麼能全部記得所有正副縣長的名字。
頭領相信了我的話,他不言語。
我趁機說:“大哥,你看這樣行吧,你們種地也不容易,撞倒了包穀稈,是要賠償的,少陪點吧,這錢肯定是我要出的。”我從口袋裏掏出了一百元,遞給他。他猶猶豫豫地接過了。
我走向大卡車,頭領跟在後面。我一揮手,車老闆和胖子都回到了大卡車裏。大卡車向前行駛,車下撂上來了一句話:“記者?記者有什麼了不起。”
車老闆警惕地看着我:“你是記者?”
我說:“我哪裏是記者,我給他們說我認識很多記者,他們不讓走,我就要打電話叫記者過來。”
車老闆拿出一百元要給我,我推辭了;他又給我,我又推辭了;他再給我,我再推辭了。此後,車老闆對我的態度好了很多,不再像以前那樣不冷不熱。
車老闆問我去西北幹什麼。
我說,我準備去西北看看哪裏會有鷹賣,我以前做蛇生意,但是聽說鷹生意的利潤比蛇要高出很多。
車老闆說:“我倒是認識那些逮鷹的人,你找人找對了。”
我裝着很詫異的樣子,興高采烈地看着他:“啊呀,大哥,那就太感謝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