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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英國《世界新聞報》的被迫關閉正成爲世界熱點新聞之一。人們震驚於此事,恐怕還不是這家報紙擁有168年的驕傲歷史,更多的則是它的終結原因:恰恰不是新聞,而是醜聞致它於死地。一家百年高齡老報,以一種很不體面和很不光彩的方式,停止生命運轉,不僅在英國新聞史上,而且在西方國家新聞史上,乃至全球新聞史上,都是極爲罕見的。
毫無疑問,這起傳媒界最轟動的事件勢必引發世界各國傳媒人士的諸多思考。儘管目前這起重大新聞仍在繼續發酵,但是,從已經披露的衆多材料看,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判斷:
其一,英國傳媒界的新聞理念肯定出了問題。英國報業誕生於英國工業革命的風雲際會,曾經爲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作出過重大貢獻。早在1644年,當中國李自成農民起義軍揮師攻進北京紫禁城之際,英國思想家密爾頓於同年在議會發表了著名演說“論出版自由”。然而,過去出色不等於現在優秀,傳統厚重不等於繼承良好。如今,英國傳媒界已顯示出作風嚴重墮落!首先是觀念墮落。用英國媒體人士的話說:爲了獲得獨家新聞,不惜出賣奶奶。西方國家傳媒界經常把“新聞專業主義”旗幟高高掛起,似乎只有他們纔是“專業”,別人都不“專業”;只有他們才能把握“客觀、真實”的精髓,別人都是非客觀、非真實的,或者沒有能力掌握。實際上呢,他們的所謂“新聞專業主義”完全是劍走偏鋒。英國傳媒界不僅在新聞理念上相互打架、相互衝突,而且錯誤的指導思想事實上佔據了主導地位。其次是行爲墮落。觀念墮落必然導致行爲墮落,《世界新聞報》放肆地大搞電話竊聽,上至王室成員、國會議員、影星球星,下至普通百姓,只要能搞到獨家新聞,什麼招數都敢使,什麼手段都敢上,什麼辦法都敢用。總之,“轟動”就是一切,卑鄙無礙頭條;不管動機,只管效應。
說的和做的不一樣或不一致,甚至差距很大,這不僅表現在《世界新聞報》身上,而且幾乎成了西方新聞界的通病。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墮落,還造成了西方國家新聞界的雙重標準,對別人是一套,對自己又是另外一套。一方面,西方媒體高唱採訪自由、報道自由,另一方面,全然不顧自己的自由是否衝撞了別人的自由,自己的報道權是否侵犯了他人的隱私權。管住別人可以,管住自己不行;限制他人手腳,方便自己行事;只管手中有料,毒害社會不問。這種極端自私自利的新聞自由觀念,最終只能是死路一條。
其二,英國傳媒界的傳媒體制肯定出了問題。《世界新聞報》的竊聽醜聞並非一時,更非一事。它涉及時間長達5年,牽扯受害者達數千人,爲何它可以橫行這麼多年、傷損這麼多人?如此猖狂霸道,無人敢管,表明英國傳媒體制確實存在嚴重缺陷。首先,它丟掉社會責任的根基,鼓勵商業利益至上原則。爲了吸引眼球,擴大發行量,追逐商業利潤,即使踩到犯罪底線也在所不惜。如果社會利益、公衆利益同商業利益發生了矛盾衝突,《世界新聞報》將毫不猶豫地選擇後者放棄前者。這樣一來,媒體的社會責任感將大大下降,其公信力將大打折扣。而喪失了公信力和責任感的媒體,還有什麼社會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呢?!《世界新聞報》以“星、腥、性”爲賣點而聞名於英倫三島,居然能夠混跡於英國報業多年不衰,這隻能證明它的傳媒體制有嚴重毛病。
其次,它的主要職責是服從於上層,而不是服務於下層和大衆。《世界新聞報》竊聽對象廣泛,但是,一個普通受害者要想查找、查看、查實證據,無異於比登天還難。可是,當王室一報案,事情很快就會有結果。對此,人們頗爲不解:一家號稱爲大衆服務的媒體,爲何對大衆的小小要求如此冷漠和忽視,而對上流社會的達官貴人卻盡心伺候,這種只對上負責的媒體還能是如他們自我宣稱那樣的“大衆媒體”和“社會公器”嗎?
再者,它的監督機制需要加大改進力度。證據顯示,《世界新聞報》的竊聽方式已經到了不擇手段、令人髮指的地步,可它多年來卻一直能夠“從容應對”,主要原因是它同英國上層保持着良好關係。說白了,就是《世界新聞報》事實上同警方、政界、財團和權勢集團已經結爲事實上的同盟關係。前者爲後者提供話語權,後者爲前者“保駕護航”,提供保護傘,使前者成功擺脫了社會監督和公衆監督。
《世界新聞報》竊聽事件的敗露,主要得益於英國《衛報》記者尼克·戴維斯的不懈努力。然而,人們要知道,這名記者爲此耗掉了5年左右時間,動用了30年構築的人脈關係,期間還曾遭受了警方的怠慢和同行的奚落。一位資深記者尚且如此艱難,況乎一般民衆!現在,默多克新聞集團中一些高層管理人員先後宣佈辭職,正好說明英國傳媒的輿督機制是多麼地軟弱乏力!
其三,英國傳媒界的新聞操守肯定出了問題。新聞操守是整個新聞生產過程中的基石,是新聞傳播過程中的價值體現。人們對《世界新聞報》最爲深惡痛絕的、最爲不可原諒的錯誤,就是它完全喪失了任何一位新聞工作者、任何一家媒體最起碼應具備的新聞操守、新聞倫理和新聞道德。它不是超越了底線,而是它根本不設和沒有底線!它把公衆的“知情權”攫爲己有,肆意踐踏和蹂躪一般民衆的基本權利和基本權益,激起天怨地怒,人神共憤,直落得百年大廈嘩啦啦頃刻倒塌。
英國傳媒界曾引爲自豪的新聞評議仲裁委員會,在英國傳媒業的道德倫理操守方面,曾經發揮過獨特作用。然而,這些年來,人們卻看不到這個揹負歷史光輝的委員會的任何積極作爲。沒有他人監管,又沒有嚴格自律,新聞操守成爲白紙一張,這樣的狀況不出問題纔是大怪事!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世界新聞報》的竊聽醜聞絕非個案,它只是西方傳媒業普遍行爲中露出的冰山一角;它只是被抓住了,還有好多未被抓住的;它暴露在英國,牽涉面卻觸及整個西方世界;它存在的毛病和問題,不只在英國的傳媒界,而是廣泛散佈於整個西方傳媒界。一向喜歡充當全球傳媒界“教師爺”的西方媒體,這一次應當好好地“教訓”一下自己了,更應當認真地反思一下自己了。其所換來的經驗和教訓,既是自身的財富,更應貢獻出來,與世界各國傳媒界共享。
《世界新聞報》帶來的新聞大地震,的確是前所未有的,事件的調查和展開還在進行之中,眼下還看不到結束的一縷陽光。其真相的披露已從傳媒界擴張和延伸至政界、警方和權勢高層;其國別也從英國波及到美國和澳大利亞,這與默多克的出生在澳大利亞,國籍在美國,做事在英國有關。根據既往西方傳媒歷史看,我不知道這次真相的揭露究竟會追蹤到何時、何步、何種程度?儘管現在已經足夠觸目驚心了,但能否進一步挖掘,還要看財團和權勢集團給予媒體多大的膽量。人們將擦亮眼睛,且看下文。
這次《世界新聞報》的倒閉事件,對我國傳媒界而言,是一次真正認識、瞭解西方傳媒業的難得機會。它的起始過程,更是一本生動而鮮活的教材案例。因此,密切觀察和細心關注這一事態進展,應是我們當然的職業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