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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新聞報》是每星期日出版的英國大衆化週刊。據2010年統計,《世界新聞報》平均每期發行量大約爲280萬份,這在英語世界報紙中是數一數二的。在全球經濟不景氣、報紙生存艱難的情況下,去年該報仍創下超過4000萬英鎊的利潤。如此輝煌歷史,一朝驟然謝幕,英國社會乃至世界新聞界不禁譁然。
《世界新聞報》所屬的默多克新聞集團在此次事件中首當其衝,難辭其咎。但英國新聞界素來競爭激烈,人才自由流動,人們也很難相信如此竊聽活動會只限於一家媒體。事實上,隨着前首相布朗被竊聽事件的曝光,更多媒體已被牽扯進來。
反思竊聽醜聞,不可歸咎於新技術,而應探究社會深層原因。英國新聞界、政府部門、司法機構乃至整個社會都需痛定思痛,深刻反省。
首先,是大衆傳媒運行機制。當今信息社會,大衆傳媒手握新聞自由的利器,肩負守望社會的職責。但是,利潤驅動的商業媒體,尤其是大衆化小型報(小報),追求聳人聽聞、吸引眼球,在手段上無所不用其極。2006年《世界新聞報》記者便曾因大規模手機語音信箱竊聽活動,受到法律制裁。在逐利本性的驅使下,該報未吸取教訓,反抱着僥倖心理,竊聽活動反而愈演愈烈,遂有近日之東窗事發。
其次,社會的興趣是小報醜聞氾濫的天然溫牀。英國民衆對小報鍾愛有加,對“消費”名人隱私津津樂道。極力挖掘社會醜聞和名人動向,成了新聞商業競爭的必然邏輯。媒體傷及權貴時,往往會受到公衆的寬容,但這次竊聽事件傷害的首先是一名無辜的謀殺案受害者及其家庭,公衆的道德義憤就難以按捺了。
民意是多元的。有消費名人隱私的取向,也會有保護名人隱私的取向。道德也是有底線的。津津樂道於戴安娜風流韻事、王室內訌的大衆民意,轉眼便一邊倒地痛斥“帕帕拉茲”(娛記)們害死了“人民的王妃”。
另外,英國對個人隱私權的法律保護目前還遠遠落後於實踐。公衆的知情權與新聞人物的隱私權始終是一對矛盾。對大衆傳媒,名人既有藉機炒作追名逐利的動機,又有將惡跡與尷尬妥善封藏的需要。法律、道德與倫理的抉擇,就在這些敏感區域間遊走。但英國相關制度對侵犯隱私的行爲長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對新技術的“另一刃”更是應對乏策。此次竊聽訴訟事件,在實行判例法的英國也許會成爲一個契機,在一定程度上爲新技術環境下個人隱私權的保護設定較爲清晰的法律和道德界限。
不少人認爲,默多克此次將斷腕求生,民意洶洶之下,丟卒保車,勢在必行。但也有人擔心,默多克會以新的小報取而代之。因爲英國適合小報生長的土壤沒有變,小報就不會死,煽情主義也不會消亡,而那些竊聽的技術手段也不會被拋棄。一則“《世界新聞報》事件”,萬花筒般地折射着英國的世間萬象,下一步何去何從仍需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