懺悔人:韋迪雄

　　原任職務:海南省三亞市人民醫院院長

　　觸犯罪名:受賄罪

　　判決結果:2006年9月25日，海口市秀英區法院判處韋迪雄有期徒刑八年。

　　犯罪事實:2005年上半年至2006年初，韋迪雄利用職務之便，在三亞市人民醫院購置醫療設備、藥品過程中受賄8萬元，在醫院醫技樓和外科住院大樓工程建設中兩次受賄共計50萬元。

　　新聞背景:最近，海口市檢察院組織青年幹警到海口監獄開展警示教育活動，韋迪雄在這次活動中作了現身說法。

　　曾是同學朋友中的佼佼者

　　回顧我的人生奮鬥史，自感耐人尋味。

　　我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當時，我以優異的成績考進了海南醫學院醫療本科專業。1982年畢業後，被分配到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醫院工作。

　　兩年後，我調到三亞市人民醫院，憑着我的醫療專業知識，很快贏得了醫院領導的器重。我先後擔任過醫院的科室主任、副院長，三亞市衛生局副局長兼三亞市人民醫院代院長。1995年12月，組織上正式任命我爲三亞市人民醫院院長。我的技術職稱也從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一直到主任醫師、海南醫學院教授。當時，我成了同學朋友中的佼佼者。

　　我在20多年的臨牀醫療生涯中，養成了愛學習善鑽研的良好習慣，撰寫並在國家、省級醫學刊物上發表醫學論文30餘篇，還多次參加國際國內的學術交流。由此，我曾被三亞市委、市政府授予“三亞市有突出貢獻的優秀專家”稱號，一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2005年底，我被授予“全國百姓放心示範醫院優秀管理者”稱號。

　　然而，我由於沒有認真地改造世界觀，在前進的征途上沒能把握好人生的方向，忘記了黨的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的宗旨，滋生了拜金的思想，無視黨紀國法，自私自利，收受了不義之財，使自己奮鬥得來的一切，頓時化爲烏有。

　　在“行規”的掩護下收受回扣

　　我擔任三亞市人民醫院代院長期間，在醫院購買醫療設備、藥品時，客戶提出給回扣，我都婉言謝絕了。

　　1995年，我被任命爲三亞市人民醫院院長。不久，海南某藥業有限公司經理陳某找到我，請求我們醫院採購他們公司的藥品，並示意我不會白關照。

　　當陳某公司的藥品售往三亞市人民醫院後，爲表達謝意，他請我到市裏一家頗有名氣的酒店吃飯，席間塞給我一個紅包。當時我想接卻沒敢伸出手，陳某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狡黠一笑，說:“你看，這包間裏就我們倆，沒有第三個人知道。再說，醫院購進了我們的藥品，給您一些辛苦費也是當今的行規。”陳某的一席話，打消了我的顧慮，我接過紅包，把它塞進了公文包裏。

　　自從收了這1萬元，我一連兩宿難以入睡。過了幾天，看到沒什麼事，我才放下了那顆懸着的心。

　　幾天後，海南某醫藥有限公司經理王某來到我辦公室，寒暄幾句後，便將一個信封放到我辦公桌上，說:“感謝韋院長購進我們公司的藥品，藥品款還望韋院長關照。”“不必客氣，都是正常業務往來。”我客套了兩句就把錢收下了。王某走後，我打開信封一看，是2萬元。

　　正是這3萬元賄賂款，成了我落入法網的導火索。案發後，辦案人員找我談話，開始時我還避重就輕，試圖矇混過關。但在證據面前，我不得不交代了收受6家藥業公司8萬元好處費，以及在醫院醫技樓和外科住院大樓建設工程中受賄的犯罪事實。

　　大概在2006年1月的一天晚上，工程中標單位的鄭某來到我家，將一張銀行卡交給我，說卡內有10萬元，密碼是我家電話的後六位數字。後來，鄭某又分兩次向已送給我的那張銀行卡中存入40萬元。我將這張卡一直放在家中，分文未動，直到案發。

　　失去了主動自救的機會

　　在2006年治理商業賄賂的專項行動中，衛生部作出規定，凡在當年9月30之前交代了問題並積極退贓，沒有給國家造成損失，也沒有損害單位的利益，沒有拿了好處亂辦事的，可酌情處理。對於這樣的規定，身爲醫院院長的我，已是爛熟於心。

　　可僥倖心理驅使我念念不忘自己的教授身份及爲社會作過的貢獻。當時我認爲自己有功於社會，有功於人民，即使犯案也可將功抵過，從寬處理。抱着這樣的想法，我一直在觀望，直到從媒體上看到醫療系統商業賄賂案頻頻曝光的報道後，我才下決心，準備向組織上講清自己的問題。

　　記得2006年9月9日，我接到準備在10月10日召開三亞市醫療系統治理商業賄賂大會的通知。我本想在大會結束後向三亞市衛生局領導講清自己的受賄問題，然而，令我終生遺憾的是，就在開會的前一天，我被檢察院帶走了。僥倖心理，使我失去了主動自救的機會。

　　現在回想起來，我當了院長後，在抓醫院基礎建設、人事制度改革、規章制度建立和完善等方面，的確下了一番工夫。但在制定諸多規章制度時，我只知道管理約束他人，沒能管束自己，結果自願不自願地伸出了撈錢的手，在本來光彩照人的人生畫卷上塗抹了污黑的一筆!就這樣，20多年的仕途、輝煌的事業、衆多的榮譽，在短短的兩年間喪失殆盡。

　　應該說，我沒什麼不良嗜好，根本不需要那麼多錢，可最終爲何又馬失前蹄呢?剖析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源，關鍵在於，我是醫院院長，是“一把手”，沒有人能管得了我。加之自我約束心理漸漸消失，最終在紅包面前敗下陣來。

　　當時真不該收這些錢，我從來沒有主動開口向任何人要錢，都是被動收取。不過，現在說什麼都晚了。

　　我面對現實深刻反省，愧對黨和人民的培養。作爲醫療專家，我可能是優秀的。作爲院長，我可能是稱職的。但作爲一名受黨教育多年的黨員，我卻收受了賄賂，成了人民的罪人，我悔恨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