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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變遷的邏輯[美]卞歷南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5月
《制度變遷的邏輯》闡釋『單位』的產生是源於抗戰時應對危機的一次制度變遷
□維舟
中國人應該都不會對『單位』感到陌生:許多大型國營單位甚至開辦幼兒園、學校(常冠以『某某子弟學校』之名)、電影院、商店、乃至電視臺。這種無所不包的、行政化的單位體系,常被認為是1949年後出現的典型社會主義組織模式,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單位制度的一個特點是:人所共知、影響巨大,但卻沒弄清楚這個組織模式是怎麼來的。長期以來人們的印象中,似乎它是在1949年後的某個時期突然出現的,並從此影響著億萬中國人的生活。確實也有人試圖追溯這個制度的起源,而流行的結論一般認為這是受前蘇聯模式深刻影響的結果,另一些人則將單位的起源追溯至延安時期之自由供給制、工人運動之遺產、大民營銀行之管理方式以及勞工管理制度之演變。卞歷南的結論則不同:『單位』的出現事實上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為應對日本入侵的全面危機而造就的一種制度變遷。
中國近代最早推行工業化的洋務運動本身就是全面危機的產物,只不過當時是為了應對西方列強的挑戰。洋務運動有兩個顯著的特點:官辦、最初建立的工廠絕大多數都是兵工廠。在清王朝崩潰之後,中國曾出現一個民營企業蓬勃發展的局面,那時是以紡織為龍頭的現代輕工業的第一個黃金時代。但在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和日本入侵更使集聚在沿海地帶的中國民營企業遭到毀滅性打擊,隨後的八年抗戰極大地削弱了中國的資本家。與此同時,以往極其薄弱的軍事工業(1919年中國兵工廠全年所造的槍支還不夠武裝一個師)卻在戰爭期間獲得空前的支持,產量大增,到1945年抗戰結束時,國內生產的武器彈藥裝備已經『幾乎完全可以彌補作戰部隊在重機槍、迫擊炮、槍以及手榴彈等類武器彈藥的損失』。
這和國營單位的出現有何關系?關系十分重大。在日本全面入侵之前,中國的工業中心一直在沿海地帶和華中地區,但戰爭中這些地方都淪為被佔領區,這導致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工廠內遷。其結果,作為大後方的西南地區(尤其是重慶,90%的工廠遷到重慶周圍)幾乎在一夜之間躍昇為中國內地最重要的工業中心,在短短幾年內湧現出許多工礦企業。與之相伴而來的是:由於遷入的西南地區當時許多地方缺乏現代設施和發達的市場支持,許多企業開始自行向員工提供從各種社會福利,每一個都像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王國。
更重要的是:應對戰爭的迫切要求使國家在戰時體制下統合所有資源來為贏得戰爭服務。相當一部分重工業產品的制造從一開始就被國營工業所壟斷,在中國工業中,國營重工業已牢固確立了支配和主導地位。
變化的不僅僅是工業品的產量,那必然也意味著社會組織和制度的劇烈變動。卞歷南認為,這場持續的全面危機導致了一個中央計劃官僚機構的成立、改組,國營重工業的迅速擴張不過是其自然的結果。由此出現的全新國有企業制度呈現出三大特征:『官僚治理結構,具有鮮明特征的管理與激勵機制,以及企業提供社會服務與福利』。當然在不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中,企業治理結構的官僚化大多不同程度的存在。
吊詭的是,『單位』這個一向被認為頗具社會主義色彩的組織,其名稱本身居然出自美國學者Leonard D. White所著的《公共管理學入門》。卞歷南在書中強調:在面臨生存狀況急劇變化的時刻,人們必須竭盡全力(包括從國外汲取新的制度資源)設法克服原有制度的限制,從而達成制度變遷。並由此反復強調中國國營單位的根本特征都可以歸因於對70年前那一次持續全面危機的回應,但這並未能解釋這樣一個事實:單位制度中那種『終生社會福利制度以及囊括工作、家庭、鄰裡、社會存在以及政治身份的關系網絡』在1937年日本入侵之前就已在中國的許多民營企業中出現了。從某種程度上說,上世紀80年代初那些擁有數萬人的大型國營單位,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一個基層社區。猶如英國學者科大衛所說的,『那樣的工廠幾乎相當於一個市鎮,廠長也扮演著鎮長的角色。』正因此,人們對一個好廠長的期望也常常與一個仁慈的地方官相去不遠,連夫妻口角都要『鬧到單位』。1945年錢昌照曾說:『我國工業建設要是失敗,不會失敗在技術上,而是失敗在管理上。管理比技術難。』這也是數十年後中國單位制度轉型的根由,但問題在於:單位制度的成功與否,首先就要看你的衡量標准是什麼了:是工業化的成功?企業的利潤率的競爭力?還是基層社會的組織化?如我們已經知道的,所有這些不可能同時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