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金錢不能使死者再生,但其仍然可以起到撫慰死者近親屬的精神損害、填補死者及其近親屬所遭受的財產損害的功能。因此,死亡賠償金是文明社會和法治國家一概承認的制度,這也反映了侵權責任法在自己的調整範圍內遵守憲法所規定的保護公民生命權的基本義務

　　□朱巖

　　依據國務院《鐵路交通事故應急救援和調查處理條例》第8條,“溫州動車事故”屬於“特別重大事故”,其所造成的人身財產損害後果再次驗證了“風險社會”中發生“大規模侵權”事件的現實性、殘酷性和頻繁性。實際上,類似動車事故並非僅在中國發生,因此,如何妥善從理論上爲此種“大規模侵權”提供侵權責任法上的解決方案,是一個有良心的法學研究者應盡的義務,以此希望爲無法達到終點的乘客以及大量的受害人及其家庭成員提供自己微薄的努力。

　　從侵權責任法角度來看,就“溫州動車事故”中的死亡賠償,我個人提出如下分析和意見,以供參考:

　　第一,法律相關規定不統一。雖然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侵權責任法第5條明確規定:“其他法律對侵權責任另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定。”該條明確表明,在法律淵源上只有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方可規定有關侵權責任的內容。其實,侵權責任法通過之後,立法機關應當儘快就涉及侵權責任法的法律淵源問題作出明確解釋,尤其在涉及侵害生命權、身體權、物權等基本民事權利的侵權責任範圍內,必須保持法的統一。

　　但需要指出的是,2010年3月16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鐵路運輸人身損害賠償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2條明確規定:“賠償權利人要求鐵路運輸企業承擔侵權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當依照有關侵權責任的法律規定,確定鐵路運輸企業是否承擔賠償責任及責任的大小。”該司法解釋先於侵權責任法公佈,雖早於後者生效,但其立法目的顯然在於廢除上述國務院《鐵路交通事故應急救援和調查處理條例》第33條所規定的脫離中國當前社會現實的“15萬元”超低死亡賠償金以及2000元的心理損失賠償額。

　　第二,生命權是一個人不可克減的最重要的基本權利。侵害生命權在侵權責任法上所引起的法律後果就集中體現在死亡賠償金上。雖然金錢不能使死者再生,但其仍然可以起到撫慰死者近親屬的精神損害、填補死者及其近親屬所遭受的財產損害的功能。因此,死亡賠償金是文明社會和法治國家一概承認的制度,這也反映了侵權責任法在自己的調整範圍內遵守憲法所規定的保護公民生命權的基本義務。

　　第三,死亡賠償金標準一直沒有明確統一。從民法通則直至侵權責任法,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中,就死亡賠償金標準一直沒有明確統一、切實可行的法律規定,具體體現爲法律規定重疊、相互矛盾、普遍低於實際損害的多重弊端。

　　可以說,侵權責任法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結束死亡賠償金相關法律規定的混亂局面,體現以人爲本的立法要求。然而,由於該法中的相關規定比較粗略,導致司法實踐仍然缺乏明確支持,很多案件的審理只能尋求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相關司法解釋。

　　第四,就鐵路事故而言,其毫無疑問屬於侵權責任法第7條所規定的無過錯責任。準確而言,屬於第九章第73條所規定的“使用高速軌道運輸工具”所引發的“高度危險責任”。依據該條,只有在“受害人故意或者不可抗力”的情況下,加害人方可被免責。

　　而在“溫州動車事故”中,依據目前所公佈的信息,雖然存在雷擊導致前方列車停運的事實,但其應當並非是導致事故發生的真正法律原因,鐵路運行方必須承擔全部責任。

　　第五,在舉證責任方面,動車事故屬於無過錯的高度危險責任,應採取舉證責任倒置。鐵路一方應當舉證證明其享有免責事由。更爲重要的是,在權威司法機關就整個事故完成全部證據收集、整理和保存之前,禁止加害人隨意處置事故現場。依據目前的公開信息,相關部門從保證鐵路運行通暢等利益角度出發,在救援活動結束之後積極處置現場,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卻與維護法律的權威性、救濟受害人的基本價值相違背。

　　因此,我認爲,在今後就死亡賠償或者其他損害賠償發生爭議的情況下,因證據問題發生爭議的,鐵路一方應當承擔相關免責或者減責的證明義務,唯此,方可真正落實賠償死者和傷者以及其近親屬所遭受的肉體和精神痛苦的任務。

　　第六,由於“大規模侵權”案件導致多人同時死亡的法律後果,使得死亡賠償面臨如何保持法律統一與個案公正的雙重任務。侵權責任法對此已經有所關注,集中體現在第17條的規定,即“因同一侵權行爲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該條改變了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中“同命不同價”的規定。

　　因此,“溫州動車事故”中的所有死者近親屬都享有獲得法定相同數額死亡賠償金的權利,不可能負擔“先談後談”導致死亡賠償金差異的義務。更爲重要的是,該條僅規定“可以以相同數額確定死亡賠償金”。這就表明,在交通、礦山等事故中,統一死亡賠償金僅僅屬於最低賠償標準,在此基礎上,如果受害人的近親屬能夠證明,其享有合法獲得更高死亡賠償的特殊事由,如生前負擔撫養多個未成年人義務,因死亡導致死者遭受重大逸失利益(如年輕的高收入死者在可預見的工作年限中扣除正常開銷可以獲得的鉅額收入),都有權要求加害人給予高出統一死亡賠償金的數額。

　　最後,極力主張在賠償方式上引入“賠償基金”模式。由於大規模侵權案件面臨受害人人數衆多、損害情況千差萬別、證據收集困難、因果關係複雜等多種困境,通過各種途徑要求受害人或者受害人的家屬在短期內與加害人達成賠償協議,雖然有助於及時填補各方受害人的損害,凸顯我國政府處理突發事件的行政能力和保障民衆生命財產安全的價值理念,但是否完全適當,值得反思。

　　例如,在美國“9·11”案件發生之後,直到十年後方通過建立賠償基金的方式逐一展開個案賠償。此種方式不但不會引起社會矛盾,而且有助於強化政府公正、權威的地位,也符合創新社會管理模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