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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毛流浪記》1949年昆侖影業公司出品
- 《烏鴉與麻雀》1949年昆侖影業公司出品
- 《關連長》1952年文華影業公司出品
-夏衍(右一)、於伶(右四)、鍾敬之(右二)、蔡賁(右三)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上海入城儀式
- 《兩家春》1952年長江電影制片廠出品
早在全國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開始之前,私營影業就悄然謝幕,新中國電影以清一色的國營身份開始新的歷程。促成這一具有轉折性變化的,是上海八家影片公司的進京之舉。
吃了『定心丸』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當天,即宣布成立軍事管制委員會,開始自上而下全面接管市政、財經、文教和軍事等部門。中國電影曾有』一城電影』之稱,無論官辦還是私營的電影制作機構,基本集中於繁華蕪雜的上海。此時私營影業公司中除少部分撤離大陸外,尚有昆侖、文華、國泰、大同等二十餘家留下。盡管作此抉擇動因各異,有的本性靠左向往新生,有的商賈身份受制利益,有的如同飄萍無意搬遷,有的搖擺投機隨波逐流,皆不約而同處於觀望與彷徨狀態。
令它們很快為之釋然的是,被沒收的僅是國民黨公營和官僚資本經營的電影制片機構,私營公司非但絲毫無損,而且受到安撫鼓勵。就在解放軍進城的第二天,負責電影等文藝部門接管的軍管會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夏衍,就約見了昆侖公司總經理任宗德,不久,任宗德應中央電影局局長袁牧之之邀到北平商談。袁牧之介紹了開創新中國人民電影事業的計劃和設想,要求昆侖充分發揮進步作用,鼓勵昆侖繼續拍片,他說:『新中國的電影事業,國家的電影制片機構是主力軍,民營電影廠家是左右兩翼。』昆侖公司很快恢復因國民黨當局迫害而中斷的《三毛流浪記》《烏鴉與麻雀》的拍攝,並經中央電影局同意擔保由上海貸款,籌拍孫瑜在解放前就著手的《武訓傳》。同樣,號稱『顏料大王』的文華公司老板吳性栽,因1949年初舉家遷往香港,導致文華公司資金轉移經濟困難,中央電影局電邀其赴京協調解決,在應允政策保證的動員下,他同意從所經營的顏料廠調撥資金繼續生產,決定恢復開拍的第一部影片就是後來廣受好評的《我這一輩子》。
昆侖、文華系當時在上海最具規模的兩大進步私營電影公司,有著曾與中共地下黨合作、聯系的背景。同年11月9日,上海市軍管會文藝處電影室邀約各私營電影公司召開座談會,傳達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私營廠應該在工作中邊學習邊求進步』的指示,令所有私營電影制片機構的從業者有吃了一個定心丸之感。以文管會副主任兼文化局長身份蒞會的夏衍,親自闡釋人民政府對私營影業的方針,強調『公私兼顧,發展生產』原則,承諾『盡可能幫助』,包括各私營公司代表所反映的有關經濟、人纔、劇本、膠片及其他技術等具體問題,希望各廠將電影制度企業化,生產合理化,以』長遠地、計劃地』為人民服務。
隨後,上海文化局又連續組織召開兩次私營制片廠座談會,具體討論研究私營廠面臨的困難和未來發展,梳理出當時兩大突出難題,一是劇本少,二是資金缺。前者與創作人員不足有關,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社會發生了偉大變革,電影服務對象由少數城市市民轉為工農兵等全體人民,私營影業人員對此陌生存在隔膜,後者則因解放前後時局動蕩市面蕭條很少拍攝新片,舊片上映率低成本無法收回,造成經濟上陷於困頓。為此,夏衍倡導發起創辦上海電影文學研究所,約請作家編寫劇本,首先供應私營影業公司拍攝采用,為把握創作內容和政治方向提供良好依托。資金上由政府給予一定資助,先後直接給予122億元(舊幣,下同)貸款。
在這一系列措施的推動下,私營影業恢復了生氣。1950年初中央曾對私營廠提出每家每年出品4部影片期望,各私營廠乾勁十足,一共實際完成31部,題材范圍涉及土改、反特、婚姻法、妓女解放、藝人翻身、人民軍隊、歷史人物、夫妻關系、階級壓迫等眾多方面,其中不乏優秀之作。
無奈陷入困局
然而,新中國的電影變革是全方位的,不僅使電影成為意識形態的表述工具,而且整個產業格局也發生了變化。隨著上海電影制片廠繼東影、北影之後正式成立,標志著電影制作步入以國營體系為主導,對私營影業產生了衝擊,上影的籌建就造成了昆侖公司人纔流失,一批演員為其國營性質吸引而『跳槽』。
與此同時,電影的發行和放映體制也開始改變,國營發行公司迅速成立,采取『統一排片』、『集中編映』方式,所有影片一律統購統銷,從源頭控制了電影市場。私營影業原先主要依賴的外圍市場即香港和東南亞地區已不復存在,國內發行業務則統由華東影片經理公司負責代理,對電影市場運作已無自主權。當時全國統一的電影審查委員會尚未建立,中央電影局鑒於各地情況不一,決定由各地文教主管部門自行實施審查,然而影片雖在上海通過審查卻只能限於上海上映,到外地發行放映則需重新審查辦理相關執照。而新建的統一發行系統與私營影業矛盾頗大,特別是排片計劃不符合市場規律,放映機構對設備維護、檢修比較欠缺,放映過程中經常出現意外事故和損傷影響放映周期,讓制片方蒙受經濟損失。
實際上,在電影事業國有化進程有計劃、有步驟向前推進的大背景之下,私營影業普遍存在經營困難的問題,負債不斷增加,出現了經濟危機、勞資糾紛、工資拮據等惡化現象。大同公司用抵押拷貝向銀行貸款,但不久就面臨舊賬未清再貸無門,為渡過難關以3000萬元價格將影片包給職工拍攝,因物價波動開支驟增,制片預算難以控制,《望穿秋水》最後完成時竟花掉6000萬;另一部影片《二百五小傳》制片成本6000萬,而票房只有1000萬。這兩部影片就讓大同在三個月內背上了4000萬元的債務,被迫宣布准備停產,消息傳出震驚了上海影劇界。國泰也遭遇相似狀況,因《江南春曉》《青燈怨》《仇深如海》三部新片賣座不佳,外欠債務無法償還,職工、演員工資及年獎均拖欠,老板柳中浩非常著急,宣布該廠需要整頓暫停工作,同時暫開大鍋飯,伙食費由職工負擔一半,引起一片抗議,不得已由行業工會出面調解。就連一直以資本雄厚見稱的文華公司,也出現過因影片《表》的虧損,頓時變得負債累累,連續拖欠員工2個月薪水。1951年4月,《文藝報》登載了對於昆侖公司拍攝的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文章,這場長達半年之久的全國性批判運動,還涉及到私營電影公司出品的其他影片,其中包括文華出品的以一個可親可敬但又滿嘴粗話的解放軍連長為主人公的《關連長》和昆侖出品的表現工農出身乾部進城後適應城市生活環境的《我們夫婦之間》。這場批判運動對私營影業的影響十分嚴重,經營再度陷入極端困難,生產的影片急劇減少。
『試點』風景獨好
與私營影業舉步維艱境況相比,率先於1950年實行公私合營的長江影業公司,卻呈現出蒸蒸日上之勢,不禁令同業刮目相看。
長江公司的由來頗為曲折,其前身是中華電影工業器材公司,上海解放時曾作為國民黨官僚電影機構,被軍管會文藝處接管。後來發現其資產構成中含有一部分個人股份,根據當時政策規定凡是合法私有財產不在接管之列,於是在1949年11月上海電影制片廠成立時,將其暫列為第五攝影場並委托代管。上影遂組建臨時管委會,處理器材造冊與股權資產清理核算事宜,登記確認有33名私人股東。
上海市軍管會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對此作了專門研究,決定對原中華電影工業器材公司作為公私合營試點處理,即由國營上影廠提供場地、設備及部分工作人員,原有私人股份仍予保留,這樣既有助增加影片產量,又體現了保護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夏衍親自出面說服吳邦藩、周伯勛等私方股權人代表,具體分析私營廠虧損的原因和實行公私合營的好處:『研究過去虧本的原因:一、資本不夠,背高利貸;二、包袱背得很重,高價聘請明星,租兩組攝影場、水電、員工浪費很大。公私合營的好處:一、攝影場由公家管理,公家支出;二、聘請演員以拍戲時給薪,不拍戲可以不必聘請,節省很多。』
經過商談達成一致,1950年8月20日公私合營性質的長江影業公司正式成立。公司采用股份制管理,由公方代表6人和私方代表7人組成董事會,國營上影廠廠長於伶兼任董事長,蔡叔厚、吳邦藩分別代表公私兩方任常務董事,委任李伯龍為公司經理,下設承擔制片生產業務的長江電影制片廠。
長江公司建成後,由於私有資本只佔公司總資產的很小一部分,員工的薪水支出、日常辦公費用,以及生產制片成本幾乎全都是由國家來承擔的。為了迅速開展生產,同時也為更好利用已有場地設備,增加私方股權人的經濟收益,公司出面與上影第五攝影場簽訂合同,雙方結成租賃關系,由五場將場地租與長江使用,長江每年支付定額租金給五場。資金主要由中央電影局提供,采用與長江公司雙方聯合投資拍攝影片模式注入,長江的投資股份以第五場場地設備使用衝抵現金,投資比例為制片成本總額的12%。而且以此方式連續合作投入拍攝3部影片的發行收入,作為第4部影片的再生產投入;4部影片全部完成後的發行收入,再由長江和電影局雙方對半分成。截至1951年8月,中央電影局對長江公司投資6億元,上海地方投資20億元。
除了擁有充足資金保證,人力、技術、設施等也獲得支持。原中華電影工業器材公司的家底很薄,僅有兩個攝影棚和一兩架攝影機及燈具、道具等一些基本器材,均比較陳舊,人員狀況也不整齊,除一些搞生產技術的,沒有編劇、導演及演員,當初接管時員工大倒苦水『一無所有、山窮水盡』。長江成立之初,最主要的一部分創作與技術人員,實際上都是從上影廠動員過去的。加之長江的黨團組織關系又歸上影領導,每逢在技術、創作人員上出現困難的時候,上影黨團組織也會主動向其伸出援手。如此,長江公司成立僅一年就拍攝出了《兩家春》《控訴》《夫妻進行曲》3部影片,因與《婚姻法》頒布抗美援朝等宣傳結合較緊,又有一定藝術特色,上映後受到觀眾歡迎,票房成績不錯。
步調終於一致
長江公司實行公私合營體制取得成功,令不堪生存重負的私營影業開始正視出路問題。昆侖總經理任宗德首先赴北京接洽,主動請求由中央代管。鑒於昆侖公司曾是受黨影響攝制進步影片陣地的特殊歷史地位,為了維持該公司職工生活和正常生產,文化部同意昆侖成為中央電影局的代制機構,1951年4月正式指令由上海市文化局代管,期限為一年半,從代管日起另立賬冊,一切經費從文化局支領。任宗德作為原股東會代表人,自行負責原昆侖公司舊片發行和債權債務。
其他私營影業經營者面對在既有條件下從事電影制片完全成為蝕本生意,有意起而效仿將企業上交國家經營管理。國泰老板柳中浩赴京參加電影發行會議,就主動提出希望早日公私合營以求『解脫』。
此時中央和地方主管部門對私營影業的態度和政策亦在發生變化,鑒於巨額貸款並不能緩解私營公司內在經濟困難,累計經濟虧損已達200億元,而且出品影片接踵被批,遂著手加快改造進程。文化部於1951年5月底出臺《電影業登記暫行辦法實施細則》,6月1日又向上海文化局發出《關於加強對私營電影制片業領導的指示》,規定私營電影制片業自6月起辦理登記手續,凡未登記或未經核准的,以後不得再進行有關電影制片的活動。1951年初,上海統計私營電影公司尚有17家,這次登記審核後除昆侖、文華、國泰、大同,大中華、大光明和華光7家獲得首肯,其他關張歇業。
7月初,文化部召集這7家私營制片公司,加上長江公司,委派代表進京協商出路問題。協商以座談會形式進行了一個多月。開始時各大公司一方面想讓政府解決自己的困難,另一方面又想保留自己的經營權,提出放寬影片審查尺度和繼續給予貸款支持兩點要求,顯然與管理層改造私營影業意圖相悖。隨著會議進一步深入,各大公司又經過反復磋商,提出成立一個聯營的公私合營的總公司的設想,認為要解決私營影業面臨的劇本、發行、人事、資本四大問題,必須改變舊的生產和經營方式,只有搞聯營這一條路。
『聯營』方案由主持協商的中央電影局分別向中宣部、文化部請示,得到的答復既基本肯定又進而有更高要求:上海私營電影企業首先必須將機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盡快地使這支中國電影工作者最龐大的隊伍,能夠在政治思想上和創作思想上直接接受黨的教育,應該直接走上企業化國有化的道路。於是會議最後形成由國家全面收購直接轉為公營的共識,並協商出具體意見:各公司全部廠房、設備由國家統一收購;在冊職工原職原薪暫時不動;成立籌委會;合並後的廠名為國營上海聯合電影制片廠。
這—方案由上海市文化局分步實施,同年9月,公私合營的長江與文化局代管的昆侖先行合並,成立屬地方國營性質的長江昆侖聯合電影制片廠;次年1月,又以此為基礎,與餘下的文華、大同、國泰、大中華、大光明、華光6家私營公司合並,組建成新的國營上海聯合電影制片廠;一年以後的1953年2月,經文化部批准再與國營上海電影制片廠合並,重組為新的上海電影制片廠。至此上海電影事業完全實現了經營國有化,比其他行業社會主義改造提前了3年。
摘自2011年第15期《大眾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