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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寫於“文革”期間的學術著作《李白與杜甫》,專門有一節《杜甫的地主生活》。
爲了論證杜甫不是“路有凍死骨”的貧下中農,而是出身於“朱門酒肉臭”的地主豪門,郭沫若從杜詩中尋章摘句找證據。
杜詩云:“奉乞桃栽一百根”,郭氏便推斷出“桃樹發育快,佈局寬,一百棵桃樹的栽種,估計要五畝地左右”,可見其家庭生活之富有。
杜詩曰:“柴門果樹向千株”,把詩視同賬本的郭沫若由此推論出:“園裏有向千株果樹,無論如何,應該是一位莊園主了。”
杜詩又云:“新鬆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郭沫若不認爲這裏的“千”與“萬”是概數,因而從“一萬竿竹子可供他所斫伐”推論出“草堂裏的竹林佔一百畝以上”,經常挨餓受凍的杜甫自然成了大地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