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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論>
對於“富二代”的質疑絕不是基於一個簡單的社會標籤。其中的核心問題有兩個,一是“富一代”的財富來源究竟是否合理合法,二是創富機制如何才能夠更公平,即無論出身如何,讓每個人都能夠有機會富裕起來。
富則兼濟天下,一直受到國人傳統文化的推崇。但時至今日,第一代富人仍然頗具爭議性,且中國慈善事業頻頻被曝暗箱操作,以至於富人慈善行爲鮮有受到廣爲讚譽。客觀而言,從計劃經濟時代向市場經濟時代過渡的過程中,由於市場機制的監管不到位、導致體制漏洞成爲一些人暴富的機會。如今,隨着“富二代”的長大成人,財富傳承方式及產生的效應就成爲了一個社會話題。因此,當80後盧星宇以掌管20億重資“成功人士”的姿態站在公衆面前之時,輿論對於這筆巨資的來源及其身居高位的公平性發出各種不同的聲音。
事實上,社會貧富分化本身並不是主要問題。畢竟社會分配不可能也不應做到絕對公平,擁有更多知識和技能的羣體理應獲得更高回報,否則社會將失去向前發展的動力。而在當下,中國亟待解決的重要社會問題是,彌合不同收入羣體間的對立心態、建立起公平的身份互換渠道,是爲社會維穩的必要舉措。
其實,貧富分化是任何一個市場經濟國家都必須面對的社會現象。在聯合國2010年發佈的報告中,美國的貧富兩極分化程度名列第二。但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民調結果卻顯示,79%的受訪者表示富人的存在很正常;15%的人認爲他們羨慕富人;只有3%的人表示他們憎惡富人。顯然,美國民衆並沒有表現出普遍的仇富心態,因爲美國富人大都是憑藉過人的能力與奮鬥精神實現創富。這一方面是因爲,美國的遺產稅起徵點比較低、稅率較高,減少了代際財富傳承的力度;另一方面,美國公務員的行爲及待遇受到了嚴格的外力監督。經過這些法律制度過濾之後誕生的富翁,無論是微軟的蓋茨還是沃爾瑪公司的沃爾頓家族,大都成爲民衆心目中的學習楷模而非仇視對象。
相形之下,中國各收入階層間的流動卻呈反向黏着之勢,此前一直被視爲改變命運的高考制度,其選拔優才、助推階層流動的功能也日漸褪色。那些在改革開放之初成功走過高考“獨木橋”的人曾被譽爲“天之驕子”。然而新千年以來,以大學擴招爲主要標誌的教育產業化所催生的高學費和低就業,導致農民子弟面臨着負債上學、畢業即失業的尷尬。而與此同時,家庭背景優越的年輕人,則獲得了更多的教育資源與更爲廣闊的就業機會。其結果是,各收入羣體之間似乎築起了一道難以逾越的高牆,阻礙了階層間角色的轉化,讓個人奮鬥失去了改變命運的激勵。
“寒門難出貴子”與“盧美美現象”並存,正是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對公平兼顧不足的寫真。“富二代”要想不再被公衆仇視,關鍵就在於公平社會保障機制與發展機會,讓個人能力與奮鬥能夠去改變生命軌跡,而不是讓代際財富差距更加擴大。
□馬紅漫(經濟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