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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秋天,我入學了。我想我的朋友也許說得沒錯,父母是想懲罰我才把我送到這裏來的。不管是去上課,還是吃飯,還是去教堂義務禮拜,我們都得打領帶。作爲一個來自南方的得州人,我在這裏認識了四個新的季節:冰雪,新雪,融雪和灰雪。
這所學校治學嚴謹,對我來說是個巨大挑戰。在安多弗讀書是我經歷過的最艱難的事情,其艱難程度與我四十年之後競選總統的難度有一拼。我的學習成績落後於其他學生,因此必須懸樑刺股,努力追趕。在上學的第一年,我們寢室晚上10點熄燈,無數個夜晚,我不得不趴在地板上藉着過道上的燈複習功課到很晚。
我的英語成績最差。在我早期的一篇作業中,我抒發了失去妹妹魯賓的悲傷。我想我一定要用一個比“眼淚”(tears)更好的詞。畢竟,我現在是在東海岸了,和粗獷的得克薩斯不一樣了,我覺得應該學會使用一些更高深的詞彙。於是我拿出之前母親裝進我行李裏面的近義詞典,查出了tear(在英語中也有“撕破”的意思,作動詞)的一個近義詞,然後寫道:“Lacerates(撕裂)從我的臉頰流過。”
當作業批改發下來後,我看到卷子上畫了一個大大的零分。這無疑是給我當頭一棒,讓我倍感羞辱。我在得州讀書總能夠得高分,而這則是我第一次成績不及格。我給父母打去電話,告訴他們我多麼可憐。
比起學習上的步履維艱,我在社交生活方面則適應的快得多。在安多弗,有一小羣得克薩斯州的老鄉,其中一個叫克萊·約翰遜,來自沃思堡,我跟他非常談得來,不久便成了親密的朋友。我的交際圈擴大得很快。對於我這樣一個喜歡和人打交道的人來說,安多弗是一個適合交友的好地方。
我發現自己擁有良好的組織天賦。在高年級的時候,我任命自己爲曲棍球聯盟的主席,自稱爲特威茲·布什此名源自於老大特威茲,19世紀紐約臭名昭著的腐敗政客。我也任命了自己的助理內閣,包括一個主裁判和一個聯盟心理醫生。我們制定了詳盡的比賽規則和加賽規則。我們不設外卡(wild card),我可是一個純粹主義者。
我們還想出一個詭計——仿造身份識別證件的設計,印製會員識別卡。這個計劃被校方發現。我被勒令立刻終止該計劃,我也照做了。卸任之前,我的最後一項工作就是任命我的繼任者——我的表弟凱文·拉弗蒂。
在安多弗讀書的最後一年,歷史課的任課老師是湯姆·里昂。他喜歡用自己的柺杖敲黑板,以抓住我們的注意力。里昂先生曾在其就讀的布朗大學踢足球,之後他患上了小兒麻痹症。我把他視爲自己的學習榜樣。他總能把歷史人物講得栩栩如生,講到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時候尤其如此。他非常欣賞羅斯福的政見,我猜羅斯福克服病魔的經歷一定讓他大受鼓舞。
里昂先生對我要求嚴格。他不斷向我發出挑戰,又時刻培養着我。他批評過我,也表揚過我。在他的鞭策激勵之下,我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對歷史的熱愛伴隨了我一生。幾十年以後,我邀請里昂先生來到白宮橢圓形辦公室。那一刻對我的意義非同尋常:一個是正在創造歷史的學生,一位是曾經講述歷史的老師。(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