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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產的《工資條例》折射出什麼問題?
2008年初,《工資條例》起草列入有關部門議事日程,2010年進入國務院二類立法計劃。去年7月,全總集體合同部部長張建國也曾表示,正在積極推動國家有關部門加緊制定這一條例。然而,直到目前,這一條例仍然遲遲未能面世,甚至屢次傳出擱淺的消息。
《工資條例》遲遲難以出臺的背後,有來自於利益的阻力。條例中最受關注的內容,包括最低工資標準、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同工同酬規定、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等,無疑都涉及到各類企業的切實利益。這些有着話語優勢和資源優勢的利益集團,難免會利用其影響力,製造出種種壓力和阻力。
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難產,也折射出職工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議價能力。對於自己該拿多少錢、能拿多少錢,他們並沒有多少話語權,而是處於被動接受的狀態。甚至,連本該拿到手的工資,也常常被拖欠。每年年末總會見諸報端的“農民工數工資”的新聞照片,無疑正是其窘境的現實寫照。
雖然有工會的推動、有人大政協的調研,但能在多大程度上打撈起一線職工“沉沒的聲音”,仍存疑。而如果在《工資條例》的制定當中,一線職工仍然處於失聲狀態,只是企業、協會、大型國企和相關部門的利益博弈,即便出臺了相關條例,仍然缺少勞動者一方的聲音。
雖然《工資條例》的效用不明確,但這一條例無疑有着極強的意義。當前,無論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還是“強資本、弱勞動”趨勢下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無論是壟斷行業收入畸高,還是壓低、剋扣、拖欠工資等大量存在,這些分配不公的現象,都體現着“市場的失靈”,也都呼喚政府之手更爲強勁的調控。《工資條例》備受關注,正是來自這方面的期待。
《工資條例》出臺難,當中有勞方和資方的協調。無論是工資協商制度還是最低工資制度,都要在讓勞動者滿意的基礎上,儘量減少來自企業方面的阻力。也有政府和市場的協調:面對一個市場化運作的企業,政府使用制度槓桿調節其利潤分配,肯定有難度。
從這個意義上說,《工資條例》需要的不僅是某幾個部門的強力推動,更是改革整體的突破。初次分配領域的改革,涉及到財稅體制改革、社保制度設計等多個層面,政策設計和重構利益格局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需要的是時間和智慧。
(人民網)
金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