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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北歐國家的整體經濟狀況較好,但是在世界范圍的金融危機下,難以獨善其身。冰島在金融危機後最先倒下,丹麥的整體經濟狀況受到嚴重影響,瑞典和芬蘭也被迫調整長期以來引以為豪的福利政策。
北歐的丹麥、瑞典、芬蘭、挪威和冰島這五個國家的貧富差距不大,以丹麥為例,大學教授稅後月收入在5萬丹麥克朗,出租車司機和秘書的稅後月收入在3萬丹麥克朗左右。這些國家中,富翁不多,窮人也不多,佔人口比例最高的是中產階級,中產階級佔人口的比重為55%,是世界上中產階級隊伍最龐大的國家之一。整個社會結構呈標准的橄欖核型,十分穩定。由於工資水平和社會福利水平高,一個家庭只要有一個人正式就業,就可以達到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北歐普遍通過征稅實行轉移支付。以丹麥為例,納稅人所交納的平均所得稅,最低的比例要達到其收入的36%,大公司的經理等高收入人群,幾乎要交60%到70%的個人所得稅,較高的稅率,為各種福利提供了資金保障。
大約70年前,歐洲國家的福利制度按照行業劃分,即不同行業和群體擁有各自特權的不同養老金和福利制度。二戰後,歐洲各國都開始對這種制度進行改革。北歐國家有著小國寡民的特點,容易調整。這些國家工會的集中度較高,在政府與工會協商時容易達成一致,改革進程較為容易,由改革引發的社會運動較少,即使偶爾發生,也較為溫和,並不像西歐那麼激烈。這幾個國家建立起統一制度,所有社保政策和法定退休年齡全國一致,不存在群體之間的差異性和相互攀比。
近年來,北歐國家已經在逐漸改革自己的福利制度。金融危機加速了這一進程。以芬蘭為例,為避免高福利的社會保障滋生不勞而獲者,提高社會整體效率,芬蘭在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權利和發展條件的同時,要求居民享受社會保障的程度是合理的和滿足基本需要的;這些社會保障措施在滿足公民生存基本需要的同時,能夠激發其勞動熱情和創造性等。瑞典也在進行類似的改革。
通過這些年來的改革,北歐政治家認識到,改革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的福利制度並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在選舉政治的大背景下,政府高度重視選民的選票。對於政府來說,如果大幅調整國家的福利制度,帶來的將是選票的大量流失。北歐國家的政府處在一個兩難的境地,為爭取選民,不到萬不得已不會削減福利政策。這為解決金融危機帶來的問題,設置了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