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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北方網訊：北緯39°，東經117°，天津沿海最東端。
5：45，漢沽大神堂村在渤海灣第一縷陽光中醒來，這裏是天津最後一個漁村。
9月6日，“天津邊界行”的第一站就從這個天津邊界上碩果僅存的小漁村開始了，記者和當地漁民一起出海打魚，一起探尋這種延續了幾百年的傳統生計還能存在多久？
“神港”傳說
大神堂村是漢沽最東邊的一個漁村，也是天津至今仍保持傳統打魚作業的唯一的漁村。
2405名漁民、80多條漁船，一早出海打魚，傍晚回港賣海貨，大多數漁民依然保持這樣的傳統生活方式，每天周而復始。
4：00，趁着夜色，記者從漢沽城區驅車趕往大神堂村的漁港。漁民5：00就要出海捕魚了，而誤了時間也就誤了“收成”。
4：30，天色還是一片黑暗，在漢沽城區通往大神堂村途中的太平街延長路上，記者遇到了有生以來最早的大塞車，滿載海貨的車輛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
“這裏是海鮮批發市場，每天這個時候都是商販批發水產的時候，很熱鬧。”送記者去港口的漢沽工委宣傳部田國勇科長說，這裏買賣的海鮮產品基本都是前一天漁民出海打來的海貨。
車子一點點蹭出這個區域，天色也在前進中漸漸放亮。
大神堂，這個名字對於多數天津市民來說還比較陌生。“明朝就有了大神堂村。”田科長說，大神堂原本叫做陸家莊，明朝洪武帝時期，曾在這裏打了一場惡仗。據說屍橫遍地，血流成河，後遷民到這裏又遇到瘟疫，豐南術士說只有神才能鎮住邪氣，因此設立神壇，進行作法驅邪。後來當地人把村改名神堂莊，後北面又建了個小村莊，因此神堂莊叫做大神堂，小莊叫做小神堂。
5：00，記者終於按時趕到了大神堂，在港口的石頭門柱上，刻着“神港”兩個字和一個太極圖案，給這個村子更添加了神祕。
打魚之苦
“出海嘍！”
隨着帶頭的漁船駛出漁港，港口內的大小漁船開始排成一字隊形隨潮水駛向大海。
紅色的太陽從東邊冉冉升起，海面上留下了閃動的漣漪。
記者隨津漢04086號漁船出海，46歲的船主劉東剛坐在簡陋的駕駛室的高凳上，駕駛這條機動漁船駛向捕撈區。
30歲的安徽人王瑞和40歲的河南人胡偉則坐在甲板上休息。他們是劉東剛僱來的捕撈工人，9月1日開海後，他們剛剛從各自老家趕到大神堂。
“我一個人忙不過來，所以高薪僱他們來打工。”劉東剛說，這條船他已經開了十二年，都是僱人來打魚。他的女兒今年22歲，在公安部門工作，妻子則在家裏操持家務。
“就算我有個男孩，也不會讓他和我下海，這個活兒太辛苦。”劉東剛說。
劉東剛是大神堂土生土長的漁民，他的父親、祖父都是靠打魚爲生。
劉東剛說，現在的捕撈條件比以前好多了，過去用的是無動力帆船，沒有天氣預報，只憑一隻指南針出海，必須看好風向算好潮期，不像現在每天都能回港，一出海就是幾天或十幾天。“我記得十幾歲時和父親出海，遇到大風浪，差點翻船。”劉東剛說，現在每天出海都要看村裏通知，如果有惡劣天氣就不出海了，現在打魚更安全了。
即使如此，他還是不想自己孩子“子承父業”，雖然僱用兩個工人，每人每月4500元的工資，對他來說是一筆很大的開支。
“準備撒網。”看着導航儀上的海里數，劉東剛對着甲板上的王瑞和胡偉大聲喊。不是他態度不好，而是發動機的噪音實在太大了。
兩個工人把漁網從船尾撒到海里，漁船隨即加大馬力向前行駛。胡偉坐在甲板上開始用布裹腳，然後套上厚橡膠鞋，戴上橡膠手套。
約10分鐘後，劉東剛停下船，也走上甲板，開動絞盤把漁網的纜線拉起來。第一網海貨被打上船，倒在了船的後甲板上。
和記者想象的魚蝦滿倉的場景完全不同，甲板上是成堆的牡蠣貝殼。王瑞拿起一個鐵耙子，一邊扒開貝殼堆，一邊把裏面的海螺、皮皮蝦、螃蟹、海魚以及章魚等海貨揀出來放到籃子裏。
記者穿着涼鞋走上後甲板體驗這項工作，可剛踏上貝殼堆就被鋒利的碎貝殼扎破，腳掌流出鮮血，傷口浸入海水鑽心地痛。
“你穿的鞋幹不了這個活兒，到前甲板那裏安全些。”劉東剛大聲喊着。在休息期間，他說船上作業還是有一定危險的，扎破手腳是小事，而用絞盤帶動的纜繩力量很大，掃到人就會把人打到海里，如果被纜繩纏到腿腳，沒有及時發現停機，骨頭就會被攪斷了。
沒用的碎貝殼，被他們用鐵杴再次拋回大海，然後再次下網、再次收網，再次揀他們需要的海貨……就是這樣一個程序，一整天不停地重複着，但每次打上來的海貨都不是很多。
漁民之盼
中午，劉東剛拿出帶的饅頭和香腸，和王瑞、胡偉在船上一起吃午飯。
“工作太忙，中午就湊合一頓。”胡偉說，中午都是吃些不需要加熱的“快餐”。
從凌晨出海，到傍晚回港，吃晚飯休息，胡偉和王瑞幾乎24小時不離開這艘船。和海上打撈工作一樣，他們的業餘生活也是非常枯燥乏味的。
胡偉在劉東剛這裏工作七年了，算是老漁工，而以前他曾是個廚師，會做一手好菜。“這裏苦點兒，但是能攢下錢來。”胡偉說，每個月4500元錢工資，他幾乎都能存下來，因爲沒有花銷，他要爲考大學的兒子攢學費。而以前在城裏當廚師花費太大。
王瑞在大神堂打工只有兩年多，他說雖然出海起早貪黑辛苦點兒，但這裏掙錢多，他老家還有種地的妻子和兩個上小學的兒子，生活壓力很大。
大神堂原屬於漢沽營城鎮的一個村，但現在營城鎮已經撤銷，和原寨上街合併成寨上街道辦事處。鎮裏原來管轄的19個村中，17個已經搬遷，原來的漁民和農民都搬進漢沽城區，住進安置房。而大神堂的村民還延續着幾百年來的打魚生活。
“聽說大神堂村也可能規劃搬遷，如果不讓你出海打魚了，拿一筆安置費，搬到城區去住，你願意嗎？”聽了記者的問題，劉東剛憨憨地笑着說，“那敢情好。”
指着打上來的那些小魚小蝦，劉東剛說，雖然以往每年打魚收入也能達到10多萬元，但現在僱人成本越來越高，而出海打撈的魚蝦產量卻越來越低。尤其是今年，康菲漏油事件後，近一段，他們打撈作業區也發現了油污，海產品死亡很多，產量較往年減少不少。
“這個行業越來越不好乾了。”劉東剛說，現代村裏年輕人都不願意幹這個累活兒，而海洋污染讓海鮮產量越來越低，雖然一年兩次休漁，政府在每年6月1日到9月1日的休漁期都投放大量魚苗，但現在產量還是越來越低。如果能搬遷，一家可以拿到一兩百萬元安置費，比打魚受苦強多了。只是他很擔心住慣了自家的四合院，那高樓大廈怕住得不舒服。
在大神堂，和劉東剛一樣想法的漁民不在少數。很多人都盼着政府對大神堂進行搬遷，能獲得更多實惠。
16：00左右，在打上來幾大桶海貨後，疲憊的劉東剛跟隨船隊返航了。
17：00，大部分漁船陸續回到港口，清靜了一天的神港一下熱鬧起來。 “海鮮經紀人”們早已等在碼頭，登上漁船對海鮮進行稱重、記錄，然後把貨品提走。
當地一位漁民說，雖然比較辛苦，但他們沒有定價權，只有“經紀人”們把貨賣出去後，才能給他們結算，而人家賣了多少錢，他們並不知道。
漁村之惑
“今天的收成並不是很好。”來收購劉東剛船上海鮮的“經紀人”說，這些海鮮也就是過去每天打撈量的一半。而記者走訪了幾條船，船主的普遍反映都是歉收。
“是不是還是由於油污污染造成的？”幾個船主在岸邊抽着煙邊議論。一位年輕的漁民說，他們已經向村幹部反映了，也找了相關部門，但至今仍沒有答覆。
大神堂村委書記李桂強說，村民的確反映了這個情況，他們也向濱海新區相關部門以及新聞媒體反映了，而有的海產品養殖戶損失更大。如果找到油污源頭，他們就要代表漁民討個說法，不能讓靠漁業爲生的漁民白受損失。
李書記說，大神堂村以打魚爲主，但全村80多條漁船，大功率的漁船隻有12艘，可以去遠海捕魚，而小漁船隻能在近海打撈。由於近海捕撈區日漸縮小，漁船密度大，自然影響收成。近年來，爲了保護生態，每年政府都出資購買大量蝦苗、魚苗往作業區投放，休漁期後再讓漁民出海捕撈。休漁期間，政府給還給漁民以補貼。
“大神堂村原來是附近幾個村中最富的，但是現在處境不如以前了。”李書記說，原來的村辦企業漁網集團是盈利大戶，生產的漁網遠銷沿海各地和韓國、東南亞等國家，但是金融危機後，業務銳減，這幾年企業陷入困境。
目前，大神堂周邊村落幾乎都已搬遷，土地被徵用，村民得到妥善安置，生活條件都改善了。自從北疆電廠和大神堂風電場先後落戶大神堂後，大神堂村民也開始盼望搬遷，但搬遷規劃至今還沒定論。
在採訪中，記者瞭解到，如果整體搬遷，大部分漁民是贊同的，但天津最後一個漁村和傳統打魚作業的歷史也許就要終結。
而如果現在投入資金大力發展傳統漁業，搞旅遊和海鮮產品產業化發展，一旦政府規劃幾年後還需搬遷，那投入的資金就又打了水漂。
18：00多，大神堂的漁港漸漸恢復了寧靜，“海鮮經紀人”們帶着貨品走了，劉東剛下了船騎車回家。他的家距離港口很近，10多分鐘的路。妻子早已經在家做好了飯菜，女兒也下班回到家，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吃晚飯，海上一天的顛簸勞累在溫情中被一掃而光。
住在船上的胡偉和王瑞也開始做飯，沒有賣出去的一些零碎海鮮成了他們的下酒菜。中秋節快到了，他們說，有些想家了，但那一天，他們依然要出海。文/攝新報記者李汝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