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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在北京打的,都聽到出租車裏收音機傳出說書聲,我常常一次就能聽一大段故事,因爲車總要開好一陣子。”舒國治說,北京人因此養成了耐性好、不着急的習慣。它和上海一樣,人們居住在緊密的社區中,但相互保持距離,“我常常在上海高架上面走,車子變道變來變去,看似兩個車快要碰上,但從來不會碰到。這裏的居民在生活中隨時保持着一種警惕。”
至於臺北人,舒國治認爲,因爲有50年和日本人打交道,所以有一點日本人那種對小空間的適應性。“鞋子脫了,地板擦得乾乾淨淨,客人來了,全家可以很快到冰箱裏把水果削皮端上來給大家吃。把小格局的方寸之地弄得很舒服。”
在舒緩的交流之餘,無論嘉賓還是觀衆,對城市也不乏振聾發聵的發問。有人就提到了在城市發展中,市民的居住權該怎麼體現?
王軍說:“在歐美國家,平時你要交房產稅,中國沒有房產稅,拆遷成了地方政府唯一的方式,低價拆遷、高價賣地。我們要設計過渡的方式,通過一代人、兩代人,實現每一平方都交稅。”
小寶的觀點則是:“我們城市化、現代化的速度太快,要靠政府調整。但如果政府就像開車,一腳油門緊接着一腳剎車。乘客自然就不舒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