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開展工資集體協商的企業，將按企業不良信用行爲記錄在案，向社會公佈”，“協商代表在任期內，非法定理由，企業不得解除其勞動合同或降低其工資、獎金、補貼等待遇”，這是將於10月1日起施行的《遼寧省企業工資集體協商規定》的內容。(9月14日《人民日報》)

　　這兩條規定入地方法規，很給力、很必要，第一條是懲治拒絕開展工資協商企業的“殺手鐗”，第二條是保護參與工資協商的工會和員工代表的法律利器。

　　近年來，許多省市紛紛立法“強制”企業開展工資集體協商，並規定相應處罰措施，但遼寧省下手“最狠”，最有力度，企業拒協商納入不良信用記錄，等於扼住了企業的生命咽喉，堪稱致命一擊。信用是企業的生命線和市場經濟“通行證”，在我國，企業的信用等級與工商年檢、金融貸款等掛鉤考覈，企業一旦背上不良信用，無疑將蒙受巨大的信譽和經濟損失，將工資協商與信用掛鉤，企業不能不正視拒絕協商的巨大風險。

　　開展工資協商與企業信用“捆綁”，無論可行性還是必要性都無懈可擊。從可行性講，企業工資集體協商被寫入勞動法、工會法、勞動合同法，企業拒絕工資協商無疑是違法行爲，作爲不良信用記錄在案完全順理成章。

　　從必要性講，國務院和全總要求企業開展工資集體協商近10年，但推進艱難，尤其非公企業更難，主要原因是一些企業認爲工資協商有利於員工，不利於企業，故而採取陽奉陰違的敷衍態度，甚至於公然拒絕。不久前廣東省總工會調查顯示，工資集體協商普遍存在老闆不願談，員工不敢談、不會談。“三不”現象的根子在於企業沒有積極性，老闆拒談，員工自然不敢談。面對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方強勢，勞動者弱勢的普遍窘境，強力推進工資集體協商，保護弱勢者權益，就必須對不願或拒絕協商的企業進行懲罰，遼寧的做法可鑑。

　　筆者以爲，將工資協商與信用掛鉤，只能解決老闆不願談的問題，不能解決工資漲多少，譬如企業以種種藉口強調效益不好，只同意給員工加一丁點兒工資，如南京一家民企協商的結果是每月增加20元工資，工資協商演變成一場名存實亡的“滑稽劇”。如果對企業工資協商的考覈延伸至工資漲幅之環節，無疑更能保護員工利益。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才稱得上完美無缺，名至實歸。

　　(作者系媒體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