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昌鈺

　　(接上期)

　　此兩發子彈是同一人擊發？還是兩個人擊發？我不曉得。這要等到追到槍支、子彈制造上游、銷售通路，甚至凶手後，纔能確認。

　　在回到臺北後，我們立即驅車前往呂秀蓮官邸會面，聽聽她對案情的描述經過並檢驗膝蓋傷口情形。結果很明顯，從長褲、護膝、血跡、DNA、銅彈頭、擋風玻璃、彈孔、玻璃碎片及膝蓋傷勢等情況推論，她的膝傷確是子彈所造成的撞擊傷。子彈是從右前方對著吉普車射入玻璃，經駕駛及侍衛長的中間穿過，直接打到呂秀蓮的右膝，穿過長褲。還好有護膝把彈頭擋住，減低彈頭的能量，只造成皮膚表面的挫傷，流了一些血。

　　至於兩槍之間，間隔多久？若以當時吉普車時速25公裡計，兩槍間隔時間不到1秒。這麼短的時間有可能連開兩槍嗎？答案是有可能。如果那把槍可以退膛，就有可能，但若不能退膛，就不可能。後來查到的嫌犯唐守義所制的槍，經刑事警察局鑒識科試射後，證明是可以退膛的。

　　在與刑事警察局及其他專案人員的最後一次會議上，我建議他們用『地毯式搜索』及『大海撈針』的偵查方式，針對10個重點，繼續努力：

　　一、嚴格搜索所有私槍、子彈及地下兵工廠；

　　二、鼓勵民眾，報繳私槍武器；

　　三、將過去所有的涉案玩具槍支案件，重新調卷檢驗；

　　四、將過去送鑒的子彈重新調卷檢驗；

　　五、比對彈頭、彈殼上的工具痕跡和特殊痕跡；

　　六、比對彈頭、彈殼，找出相同制造方法者；

　　七、由彈頭、彈殼，追尋出制槍工廠；

　　八、由制槍工廠，追尋出制槍者身份；

　　九、由制槍者，追尋出『3·19』的涉案凶槍；

　　十、由購買凶槍者，追尋出真正槍手身份。

　　這些工作在刑案邏輯圖推導上，看起來很簡單。但其工作量之龐大，可想而知。

　　我計劃做一些射擊試驗，來測試玩具手槍是否能退膛？是否能夠打出像陳水扁腹部的同樣傷口來？在我位於康州鑒識科學中心驗槍組的槍械庫中，共收藏1萬多把各式各樣槍支，子彈庫中也至少有10萬發以上的子彈，但在這裡就是找不到改造過的玩具手槍，也沒有土制的子彈。我們用制式手槍測試了多次，都可打出相同的傷口，我們也利用豬皮及凝膠做些實驗，但這些結果只能供參考。

　　同時，海內外有些學者專家也開始在加州及別的地方做試槍的實驗，我也與他們見面討論實驗結果，其中像帥化民、陳笏，他們對槍支武器，無論在經驗或理論上均極有成就，我對他們的精神也極感欽佩。我的立場是：『任何專家學者，甚至普通的老百姓，均可自行設計實驗，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主張與見解，因為真理是越辯越明的。』

　　2004年11月5日，臺灣法院檢察署將我們的初稿公布在網絡上。其中有幾張照片及資料因涉及破案的關鍵重點，必須暫時保留，不能公開，但也引起一些風波。如果這些照片、資料公布，讓嫌犯知道警方所掌握的證據，進而將槍支銷毀，那破案也就遙遙無期了。在此份報告中我們特別再度強調『以彈追槍，以槍追人』的原則以及『地毯式搜索』、『大海撈針』的重要性。

　　在做完這些鑒識工作之後，下一步就是交由刑事局想辦法破案。破案的關鍵有二：一、找到制槍彈的工廠，以槍尋人；二、把案發事件當時臺南市金華路10號到14號的現場群眾，全部找到，逐一清查，也可能發現破案契機。

　　經過我們的研究分析，這些槍、彈設計構造相當復雜，只要找到相同的設計藍圖，那些制槍者、買槍者的身份便可調查出來。我很高興看到刑事局同意我的看法，也確實朝這個方向去清查。

　　當時的專案小組也誠實以告，這種『地毯式搜索』非常困難，畢竟臺灣社會形態、治安狀況令全面查抄地下槍械制造廠難度極高。但是在現場的不確定及物證有限的情況下，這是唯一的破案機會。為了掌握關鍵的破案契機，臺灣方面接受了我的建議，不但全面查察非法槍支和地下兵工廠，甚至還要求基層辦案人員，不論任何案件，只要抄到槍炮彈藥者，一律都得送專案小組做比對檢驗。

　　根據專案小組的統計，僅是2004年的7月到9月之間，警政署實施自動報繳槍械方案，全臺灣就有300多把手槍和子彈自首報繳，其中制式手槍45把，其餘都是改造手槍。同時，據報載自『3·19』槍擊案發生後至12月期間，全臺灣總共查獲改造手槍2800餘把，其中制式手槍360餘把。然後，專案小組再從這麼多查扣的手槍和子彈中，逐一比對，並從26把8厘米手槍和子彈中，終於比對出『3·19』槍擊案的凶槍和子彈制造者唐守義。證據總算說話了。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批在『3·19』槍擊案發生之前查獲的涉案槍彈，這批槍彈在被銷毀的前夕被及時追回，而查扣的那批子彈中，恰巧同時含有鉛彈頭及銅彈頭這兩種完整子彈。

　　(完)

　　作者自序

　　『在回臺灣前，我就做好完全的心理准備，這是一個燙手山芋，怎麼做都有人會批評。藍軍要我回來，綠軍說我是藍軍海外後援會的榮譽主席，所以我會偏袒國親這邊……還有人質疑我和大陸公安部門的關系很好。面對種種猜測，我要說的是：我這一生都是站在證據的客觀立場說話。』